第152章 我把青春献给你2

剩下的问题就很简单了，先瞒着她妈妈，等剖腹产的刀口养好之后再告诉她。讀蕶蕶尐說網我来到哺乳室，俯瞰着躺在床上的宝贝女儿，说是床，其实就是一排乳白色的塑料盒子，其形状酷似当初“义利食品厂”装“维生素面包”的容器。我心里对女儿说:小兔仔子，你运气不错，赶上混蛋的爹妈，你小命就没了。

我姐夫给女儿起了个名子:冯思语。

就因为隔着玻璃看了她一眼，觉得这生命已经紧紧和我连在一起。就因为隔着玻璃看了她一眼，觉得这生命已经紧紧和我连在一起。女儿长得像我，但不难看。

意思是盼望她有朝一日，能向正常的孩子那样说话。期望值不高，不像很多家长给孩子起的名字，充满人生远大理想。

小思语一岁半时，我一狠心，在口腔医院给她作了手术。

手术的当天，冯巩来了，推掉了所有的事情，一直站在楼道里陪着我。

术前医生叮嘱:术后最要紧的是不能让孩子哭。

冯巩听了，拉上我跑到医院对面的魏公村百货商场，买下了十几件玩具。

他说:孩子喜欢玩具，可一件玩具玩不了一会儿就烦了，得给她多买几件，玩烦了这个再给她那个。让她新鲜没够。用玩具分散她的注意力。

熟悉冯巩的人都知道他有多忙。那一天，巩哥的“大哥大”都响炸了。

手术后，女儿伤口愈合得很好。说话口齿伶俐。我把女儿的名字改了一个字，“冯思语”改为“冯思羽”。意思是，盼望她茁壮成长羽翼丰满。也和其他家长一样，理想也有点远大了。这就叫得寸进尺。

冯巩的为人我还想罗嗦几句，至于读者是不是有兴趣，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不是专业作家，著书立说，文以载道。我就是一糙人，人到中年，一腔废话，不吐不快。

一九九二年，我和郑晓龙合写的电影剧本《大撒把》被夏钢导演看中，欲拍成电影。但当时北影并没有看好这个本子。没有投资拍不成，我就把本子交给冯巩看，问他是否喜欢?我知道他认识很多企业家，而且因为他的为人，都不是一般关系。冯巩喜欢，并且很快帮助夏钢找到投资。我的任务也算圆满完成。

不想，北影听说有人要拍，又改了主意。决定上马，而且还点名要葛优出演。夏钢是北影的导演，不好违命，也知道这样做事情，对冯巩有些不够意思。找我商量，解决的办法有两条:

一是做通冯巩工作，放弃这部戏;

二是我们从北影撤出剧本。

说心里话，作为一个新人，我不想得罪北影，也觉得葛优演更适合。于是找到冯巩，不知话该怎么说。巩哥是何等聪明之人，见面三言两语，听出其中玄机，然后笑着对我说:你是我兄弟，只要对你好，我怎么都成。千万不要为这件事伤神。

我又问他:那你怎么和投资的人交待?

他回答:都是我兄弟，都是一句话。

虽然这件事之后，冯巩一如既往地待我如手足，但我知道我伤害了他。现在想起来也伤害了自己。

我在这里向他说一声:巩哥，真的很抱歉。

写这本书时，适逢刘威的话剧《叫声哥哥，泪流满面》首演。刘威邀我去看戏，说句不客气的话，戏很一般。节奏拖泥带水，三个多小时的演出，说了很多车轱辘的话。老想上剪接台重新给他剪一遍。

但有一点很可贵，真挚。

戏中一声声对哥哥的呼唤，令我泪流满面。

当然，我也是泪做的人。年龄大了尤其爱动感情。这一点王朔最了解，在一起时，见到我眼圈发红，他就先不好意思，忙说:求你了，千万别哭。

他的心怎么就那么的硬哟———

写到这里，我忽然感到困惑。原本要写刘震云的章节，不知道在哪里拐了弯，洋洋洒洒，一地鸡毛。是接着往下写，把刘老师也捎进这一章，还是另起一章，再不拐弯?

我又打电话向刘老师请教。

刘老师说:一句话。觉得说完了，也可以作为一章。几万字，还觉得有话没说完，就接着说。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写得东西是不是有意思。

挂上他的电话，我决定抽根烟，接着把这一章写下去。

那天，在颐和园，与刘震云同来的还有一位，叫高山。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位制片人。他们和王朔交谈了一阵，留下一个剧本，匆匆地离去。不知道是因为只是第二次见面不熟悉的缘故，还是急着回城里，离去时，他们没有过来和我打招呼。

刘震云他们走后，王朔一个下午都关在房间里阅读剧本。他的阅读速度非常快，几乎是一篇一篇地翻。这一点和电视艺术中心的李晓明很像，李晓明不仅能够以飞快的速度写出一部五十万字的《渴望》轰动全国，而且还能以飞快的速度阅读社会各界给中心送来的剧本。往往是，约好作者下午两点来谈意见，中午吃完饭才开始看本子，一个多小时就能把一部10集的电视剧本翻完。然后胸有成竹地和人家谈修改意见，从结构到细节毫不含糊。这一点我怎么学也学不会，看一个五六万字的电影剧本，得读一宿。所以现在徐帆每次接戏之前，把一摞二三十集的电视剧本子交给我，让我看完了表态，因为我阅读速度非常慢，总也给不出意见，常常会让找她的剧组误会，以为她不想接人家的戏。其实她也在等我的消息。

夕阳只在颐和园里留下最后一撇的时候，王朔走进了我的房间，把剧本扔在我的桌上，说:这是刘震云写的《一地鸡毛》，10集。我觉得很好，也适合你拍。你先看看，愿意，告诉他们。钱都有了，马上就开拍。

后来我才知道，我是捡了个大便宜。

该剧，之前本来已经开拍，导演是张元，但广电部突然要停拍这部戏。高山跑到广电部去打探，问是刘震云的剧本不能拍，还是张元不能导?部里说:不是剧本的问题。由此他们得出结论，那就是张元的事了。因为那时张元是地下电影的代表人物，政府怎么看他都别扭。我一口气看完了剧本。知道这回我是抄上了。迫不及待告诉王朔:

剧本一个字都不用改就可以拍。

王朔陪我和刘震云、高山见了面，吃得是涮羊肉。

我提出的条件是，以前拍了多少素材与我无关，我不看，也不会用。一切从零开始。

他们没有意见。

之后，刘震云老师断断续续对我讲了一些话。我尽可能全面、准确地把这些话从记忆的深处打捞出来，以飨读者。

刘老师首先说:

《一地鸡毛》写得不是凡人小事。写得是凡人大事。如果拍出来仅仅表现的是凡人无小事，那我认为可以不拍。

刘老师又说:

这些小事放在个人身上，就变成了大事。你可以问问走在街上的人，对他个人来说，是分房子，长工资这件事大?还是苏联解体的事大?我想答案一定是前者。凡人无小事。泛泛地说，苏联解体、美国和伊拉克的战争、埃塞俄比亚的大饥慌、柏林墙的推倒，这些都是被公认的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大事。而孩子的入托问题、长工资评职称的问题、分房子的问题，包括发生在“八部七局六处”里的琐琐碎碎的事情，则被公认是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小事。但这些小事放到个人身上，就变成了大事。所以大和小的关系是相对的，角度不同而已。

刘老师还说:

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看起来需要面对很多人，但其实不然。每个人真正需要应付的不过也就是七八个人。把身边的这七八个人应付好了，日子就太平了。这七八个人摆不平，日子就不好过。这就需要拿出你的全部人生智慧来应付。态度当然得是积极的，不能掉以轻心。从这个角度说，《一地鸡毛》是一部积极上进的作品。是生活的主旋律。有人说它很消极，我不同意。如果把它拍成了一部消极的作品，那我也认为可以不拍。

刘老师最后强调:

《一地鸡毛》里的人物全是正面人物，没有反面人物。如果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做出了伤害别人的事情，那也是出于自我保护不得已而采取的自卫行动。他们的本质都是善良的，对生活对人群都是充满善意的。因此我建议，冯老师可以把它拍成一部充满善意的作品。

刘震云的这种高屋建瓴的创作思想，极大地鼓舞了全剧组的创作热情，为我们的创作指明前进的方向。这就是灯塔的作用。

如果说《编辑部的故事》是我作为一名编剧，在王朔创作风格的引领下，跨出了坚实的一步;那么《一地鸡毛》，则是我作为一名导演，在刘震云创作思想的影响下，创作上走向成熟的一次飞跃。

《一地鸡毛》拍摄完成后，送刘震云过目。

得到的批示是:

同意下发全国，组织干部群众学习。

电视剧在上海首播，随后在全国铺开。

收到的评价是:

这是一部“新现实主义”的力作。

在此之前，我常听到一些类似的词汇，像革命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浪漫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之类，一直弄不清楚这么多种现实主义的区别何在。现在好了，《一地鸡毛》被定了性，属于“新现实主义”，还是力作。那我得按照我的认识给这一主义下一个定义，它的主要特征应该是这样的:

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刀光剑影;看似不咸不淡，实则波澜壮阔。一切都不露声色，于形中势不可挡。

7

《一地鸡毛》是“好梦公司”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片子，之后又相继拍摄了《永失我爱》、《情殇》、《我是你爸爸》、《月亮背面》。出片量并不小，但都是别人投资，我们承制，只能在成本里紧紧巴巴地抠出一点钱来，除了还账，所剩寥寥。

这期间，我们都在外面拍摄，办公室形同虚设。为了节省开支，待来年租约已满就退了新源西里的房子，把王朔接到剧组去住。

公司成了真正的“皮包公司”。

有一阵子，彭总包里掖着公司的公章，四城八叉地满处找便宜能打折的宾馆。谈得有眉目了，就叫我和王朔出面和客房部经理献媚。谈好价格一拥而入。算是几个月的住处有了着落。

记得有一次，因为一个剧组已经结账，新的剧组还没有成立，为省钱，我们从北展宾馆搬出。两辆车拉着我们的全部家当找驻地，因为衔接上出了问题，从早上转到晚上也没有找着合适的落脚点，只能临时解散，回家待命。

那天我们先后去了亚运村招待所、团中央万年青宾馆、友谊宾馆、盛唐饭店……，最后天都黑了，才在西直门一带的上园饭店临时租了间房子。人可以回家，但两车东西总得有个地儿放呵。

那期间，我们先后入住过:

香山饭店、颐和园、吉林大厦、化工招待所、亚运村汇园公寓、总参一招、香蔬阁饭店、北展宾馆招待所、上园饭店、亚城商务中心、北方交大招待所、猴王宾馆。

列出这些名单，一方面可以对我们那一段时间的颠沛流离一目了然;另一方面我有一个发现，除香山饭店我们有非常铁的关系，亚运村汇园公寓和颐和园是朋友免费提供的之外，我们住的都是一些伪星级宾馆。

所谓“伪星级”就是那种，把原有的招待所重新装修了一下，门口也戳两门童，也有肩章高筒帽，但怎么看怎么像北洋军阀的逃兵;大堂里往往都有一大面镜子，镜面上用红油漆写着“某某公司敬献”;前台后面的墙上，也起着哄似的挂一溜时钟，分别标出纽约、东京、伦敦、巴黎、伯林、卡拉奇，但其中一定会有几块钟的时间已经停了，看得出来是当初心血来潮一时兴起挂上去的;楼层里经常可以听到客人大声呼喊服务员，随即看到披着大衣的服务员拿着大串的钥匙睡眼惺忪地走来;房间里有壁纸，地毯，简易沙发和一摸粘手的客房服务指南，窗帘脱钩有的甚至拉不上;卫生间里卫生纸永远不是夹在架子上，永远是扔在马桶的水箱盖上，热水也是晚饭后午夜前才提供;有餐厅也有小卖部，餐厅里全是端着酒杯互相追逐的科长级会议代表。差不多了吧，就这么个局面。这就是“伪星级”。

我如此详尽地描述“伪星级宾馆”，主要是想说明，我们当时又想省钱，又想在接待来访者时有个大概齐的体面。这也是那一时期中国影视界的状况，看着人模狗样，实际上也是中下层。明星们也不例外，刚开始翻身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挣得钱一个子也不花，每天跟着剧组蓬头垢面吃盒饭，即便是穿上一身西服扮大款，也像是风尘仆仆的推销员。

现在情况已经很不一样了。明星们都已经从中下层的劳动人民里脱颖而出，出门也坐头等舱住五星级饭店了，上了组还带着助理老妈子，有的还配了生活车，遮风挡雨冬暖夏凉。可不知怎么的，看着还是有点土。包括中国的大款们，穿得也都是名牌，住得也都是大HOUSE，开得也都是宝马，甚至有的也一掷千金，但举手投足还是找不着优雅的感觉，眼神里还是透着心急火燎。仔细分析，是穷了多年养成的做派。钱是有了，但还没有过足满世界显贝炫耀的瘾。我估计少则十几年，多则要等到下一代，中国的有钱人才会神情自若，才会洗尽曾是无产阶级的烙印，于不经意间挥金如土。那个时候，中国就有贵族了。

贵族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以小人之心揣度过贵族之腹，或者说我梦见过。

贵族的气质不是有了钱就能挂像的。那是从娘胎里带出来，一小养成的。贵族从小坐车就有人给拉车门，车到人到，长大了养成习惯，车一停就举步，赶上没有人适时拉开车门，他能一头撞玻璃上。下了车也不会说谢谢，不是不懂礼貌，是不觉得你是在为他服务了。这一点确实不同于平民百姓，满脑子都是人情世故，家常理短。人家贵族思考的都是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存亡。余下的心思顶多会想一想心爱的女人。遇有闲暇，外出消费，身上是从来不带钱的，买东西都是事先电话里约好了，到了专卖店只管挑选，完了事有人专门给送家里去，回到家，喝怀咖啡，东西也就跟着进门了。出国旅行，看到一座庄园，心生爱意，打听主人是谁?随从马上俯首贴耳:您还不知道吧，这庄园就是您的。贵族听到后，并不感到惊喜，反而有点扫兴。这么说吧，生活上贵族基本上就是一废物，除了****亲力亲为，吃饭不用人喂，其他一切均不能自理。但同时，贵族也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英国王妃戴安娜，因为受到王室的不公平待遇和种种非议，心里的郁闷不能排遣，遂找到在伊顿公学读书的儿子威廉王子，威廉背着手在草坪上踱步，戴安娜一路絮絮叨叨紧随其后，儿子听烦了，一扬手，说:

有钱人遇到不少;无一不是患得患失，你还没来得及打他们的主意，就已经先被他们计了。

母亲，你不要再说了。不就是一些议论吗，到我登基那一天，还你清白。

戴安娜听了，当时就躬身行大礼，说:谢国王殿下。

这就是贵族和灰姑娘戴安娜的区别，你觉得过不去了的事情，在他那里都不是问题。

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明星，包括中国的大款们，土就土点吧，想当贵族眼下是来不及了，怎么也得两三代以后再说了。咱们就凑合着一起奔小康吧。

说到这里，心里一阵悲凉。原寄希望有生之年能有幸结识一两个中国的贵族，凭着我的能说会道，哄得他们高兴，赏我良田千顷，老有所依。现在看来只能自己挣了，有钱人遇到不少，无一不是患得患失，你还没来得及打他们的主意，就已经先被他们算计了。

请读者原谅，我心猿意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在这胡抡，你们就全当是买了我的钟陪你们聊天吧。再说了也不贵，一本书不过十来块钱，您歌厅里找一小姐陪你扯两个钟的淡，不是还得给人家200呢吗。

王朔看出来了，这么胡混下去没多大发展，召集我们开会，勾出一幅宏伟蓝图。

王总的设想是这样的:

拿出几百万来，不干别的，只作剧本。首先与全国十几位一线作家签约，买断他们每年新出小说的影视改编首选权，只是首选权，每位每年几万元即可成交。这里面如果有适合改编影视剧的小说，再正式买下改编权，没有钱就算白送您了。这就意味着从源头上掐住了其他影视公司剧本创作的脖子，因为有名能写的作家就这么十来位，而我们又签下了首选权，别的公司想拍，没问题，找我们来谈合作，由我们一批枪手负责改编成剧本，而且我们还不单着卖，想买就打捆买，好坏搭配。有黄金时间****的戏，也有上下午陪着家庭妇女解闷的片。如果想自己拍更好，找一家有实力的广告公司，比如说，“盛世长城”那一量级的广告公司，一年买下两百集的电视剧贴片广告，按每播出一集电视剧贴3条广告计，每条广告收费30万，3条就是90万，90万乘两百集就是1亿8千万。在当时拍摄一集电视剧的平均成本是15万左右，而每集我们可以拿到90万的广告费，90万减15万，多打点减去20万，利润就是70万，一集70万，10集7百万，100集就是7千万，两百集就是1亿4，我们上4千万的税还能落下一个亿的净利润。这还只是一年，第二年肯定还是这个数，只会多不会少。而我们最开始投入的却只有区区几百万。你们算算这个账吧。

听完了王总的蓝图，我们问:

那这几百万我们到哪找去?

王总似仍沉浸在上亿利润的兴奋中，没有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

九四年底，正逢叶大鹰兴办“时事公司”，王朔把他的蓝图又给叶大鹰描了一遍，叶大鹰欣然接受，并投资两百多万开干，请王朔任总经理。

走马上任前，王总一方面嘱咐我们几个好自为之，一方面为安慰我们做出承诺:

等我把剧本和投资都组织好了，你们捡喜欢拍的挑。

王总离开了“好梦”去做另一个“好梦”。我们的一个制片，王小柱也一脸歉意地和我们告辞，追随王总而去。后来，王朔远赴美国休养，王小柱带着王朔组织的一捆剧本和一份“盛世长城”的广告协议投奔了郑小龙。小龙以此为基础创办了“常青藤剧场”。再后来王小柱又改换门庭投到赵宝刚导演旗下，成为多部浪漫言情剧的制片主任。圈里的人都认识他。“比窦娥还冤”这句话就是出自他的创造。

陈道明是演员里读书多的一位，尤其是中国的古典文学，家里书架上摆了很多，也真看得进去。书法也每天都练，写得一手好字。其他技能也样样精通。再加上人长得眉清目秀(现在也是风韵犹存)，从有明星的那一天起他就是明星了。所以就有些清高，老端着，得理不饶人。

曾有一位演员，当时已小有名气。一次，听说陈道明要赴外地演出，恳切要求，能不能带上他也挣点外快。

陈道明爽快，说:行。我替举办方做主了，给你5000块钱。

演员很高兴，说:谢谢哥。

陈道明又说:给你找个什么事干呢?你就负责在后台催场吧。

这就是陈道明。一个清高的只肯在戏里低头的人。

演员忙说:别催场呵，我能唱歌呀哥哥。

陈道明说:你唱歌谁听呀?

我在桌子下面踢了他一脚，意思是，你别让人家下不来台。

陈道明马上当着那位演员，问我:你踢我干吗?

弄得大家都很尬。

让这么一位爷演《一地鸡毛》里的小人物，说心里话，我当时心里是捏着把汗的。

《一地鸡毛》的主人公小林是什么人?是扔到人堆里找不着的那种人。在“八部七局六处”他谁也惹不起。曾经也特傲，刚到机关的时候也执扭，马上就被磨平了，适应了，然后游刃有余了。最后他还在这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找到了乐趣，应付自如。不知不觉小林变了，变得心平气和，人莫予毒了。

眼前的陈道明行吗?就算把他放在“八部七局六处”的办公室里，他低得了头吗?别拍出来象皇上来民间微服私访就坏了菜了。

陈道明看出了我的顾虑。一天晚上约我去他家里聊聊。令我惊讶的是，迎接我的是一瓶二锅头，没有菜，一人一半，干喝。

认识陈道明的人都知道，他从不喝酒，因为不喝酒也就特别不喜欢饭局。更反感喝醉了互相称兄道弟的场面。那时他坚持认为自己不需要朋友，有的只是同事。

他说:朋友的作用，就是关键时刻跳出来伤害你。

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在坚持这一错误立场。

他属于不爱认错的那种人，吃眼前亏也绝不低头。

他和葛优是要好的朋友，但这一点却和葛优截然不同。

葛优如遇违章被警察拦下，必是先摸着脑袋嘿嘿嘿地笑，然后做出一副“哥们儿认栽”的实诚表情。无不令警察叔叔心生怜悯，脸上虽然还是面孔威严，心里却已经在说:我们爱你还爱不过来呢。而陈道明若是被警察拦下，可以想象，那表情一定是，“要杀要剐您看着办吧”。结果可想而知。

那天晚上道明兄一反常态，首先申明:这次我听你的。该怎么要求，你就说。我喜欢这个人物，一切不在话下。

他问我:你对小林这个人物有什么要求?

我说:只要你不端着，一切包在我身上。

道明很痛快:就照你说得办。

他又谈了他的一些想法，我们把他在戏里与他有关的人物关系一一摆正。那一夜，谈兴很浓，不知不觉聊到天亮。一瓶二锅头一滴也没糟贱。

我问他:你不能喝酒，喝了半斤怎么也没事呵?

他说:我不是不能喝，是喝到嘴里没滋味。

这是惟一的一次，往后再也没有见他喝过酒。

《一地鸡毛》的拍摄中，道明果然完全变了一个人。殷勤，周到，善解人意，任何事都有商有量。收工了帮助收拾东西，机器出毛病了，二话不说，拉上我就去中央台凭着他的面子借一台回来。给徐帆搭戏，就是在前景炒菜，徐帆走不准位置，连续拍了十几遍，仍毫无怨言。加上每天穿着小林的几套踢里踏拉的服装，完全找不到了陈道明的影子，就是一个活托的小职员。令全剧组人刮目相看。

戏拍完了，吃散伙饭的那天，连过渡都没有，唰地一下，他就离开了小林，那种不阴不阳的表情又回到了他的脸上。

我问他:你变得可真快，原来都是装的。

他淡淡一笑，说:演员就是我的一个职业，我就是一个戏子。

这就是陈道明。一个清高的只肯在戏里低头的人。

一次，和周星驰邂逅，相谈甚欢。谈起合作，一旁的人说:你们两个人是实力派的合作。星爷立刻指着我纠正道:他才是实力派，我是偶像派。他说:说谁是实力派就等于说谁长得不好看。我不要当实力派。说完了又觉得有点吃亏，更正说自己是，两个偶像派加一个实力派。

我问他:周润发是偶像派还是实力派?

星爷答:他是一个偶像派加两个实力派。

我又问:那葛优呢?

星爷一下子来了精神，手指头一下一下地点着，口中不停地重复着说:

实力派实力派实力派实力派实力派实力派……

一直说着走出门，来到街上，然后向街道远方一指，用蹩脚的普通话对我说:排到看不见的地方还是实力派。

当然，这是星爷喜欢葛优，没有拿葛爷当外人开的玩笑。

葛爷不仅被星爷喜欢，也被大众欣赏。媒体分析说，这是葛优平民化的气质和平易近人的态度。其实不然，朴实无华的人比比皆是，演员的队伍里也有一大筐，为什么单单就葛优脱颖而出令男女老幼爱不释手呢?这里面一定另有文章。

我与葛优共事多年，很多剧本都是为他度身定做，从中做出如下推测。

先说戏里的葛爷:

调皮捣蛋是必须的，这一点首先就迎得了大家的欢心。没有人真正喜欢老实人，都是嘴上说。幼儿园里的老实孩子都不招阿姨待见，单位里的老实职工领导永远记不住他的名子，谈恋爱小伙子光傻实诚老了也甭想博得姑娘的欢心。调皮捣蛋又不真坏，就叫淘气。“淘气”是一句嗔怪，多少还带有点爱意。但淘气的火候很难把握，程度不够叫蔫坏，淘气过了头又会招人讨厌。我是心里都明白，就是把握不住火候分寸，年轻的时候人家觉得我有点蔫坏，岁数大了又觉得我老不正经。葛爷就不同了，演起“坏小子”这类角色轻车熟路。既不让人讨厌，还透着机智过人。

其次是，对于人性的弱点毫不掩饰，私心杂念也是层出不穷。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将心比心，对别人也能向对自己一样的宽容。这就更让观众不拿他当外人了。

再其次才是，善良。大是大非面前不含糊，关键时刻友情为重。必要时甚至不计后果。其实是吃了小亏占了大便宜。往往在影片结束时，人财两得。

您说这种人观众怎么会不爱呢?这就是每个普通人都渴望成为的那种人呵。可这样的幸运儿在生活中又有几位呢?

崔永元就是深得这一要领，把葛爷在戏里演得这一类人物，搬到现实生活中即兴发挥。比如说，访谈节目中，在别人言不由衷高谈阔论的时候，给人家冷不丁地垫一句大实话，听上去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则是既给说假话的人泼了冷水，又活跃了现场的气氛。难怪有那么多人喜欢他，把他视人民群众的代言人。

再说戏外的葛爷:

戏里的优点葛爷在戏外也有，但不全是。戏里的葛爷必要时是豁得出去的，戏外的葛爷则要小心谨慎得多;戏里的葛爷于不经意间妙语连珠，戏外的葛爷基本上说得都是大实话，抽不冷子也能蹦出几句惊人之语。

戏外的葛爷待人友善，懂事，通情达理，没架子。这些都是值得称赞之处。但最可爱之处还在于他的“小富既安”，不贪。一切荣誉在他看来都是不留神抄上了，没敢惦记。

举个例子:《大腕》拍完后，《纽约时报》的人想采访他，葛爷推说有事一再谢绝。

我们问他:你有什么事?

他说:去大钟寺给父母家的阳台买块地板革。

我们说:这事我们帮你办了。你还是接受人家的采访。“纽约时报”的影响力你又不是不知道，文章登出去对你在海外的发展非常有利。

葛爷说:咳，我到海外发展什么去呀?我连英语都不会说，我就把中国的观众侍候好了就成了。让他们省了这份心吧。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葛爷确实是不贪。放在别人身上这就叫目光短浅。而放到葛爷这就叫，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恰恰就是这种不贪的心态，使他非常地心平气和，作起事情来就比较的从容。对于葛爷来说，没有什么是志在必得的。因此接人待物，也就显得自然大方。既不会被利益驱使过分地贴上去献媚，也不可能因为失算了彼此见了面连招呼都不打。

这么说吧，葛爷只有亲人，没有仇人。

任何人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在演艺界地位不断巩固，该拿的奖也都拿了，该享受的那种千呼万唤的待遇也都享受了。葛爷也开始动摇了。心情也开始矛盾了。

一方面仰仗着演出的喜剧深入人心，成为了观众的喜爱的明星;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只当明星，也想往艺术家的路子溜达几步。换句话说，就是轻易不想演喜剧了，或者说，从心里看轻了喜剧了。我猜是这样的，但葛爷断然不会承认。这是一个非常怪的现象，在中国，只有演悲剧和正剧的演员才被认为是艺术家，才被认为是表演功力深厚。演喜剧的，最高的评价也就是，表演生动自然。似乎是与功力无关。我们就以此浅薄之见约定俗成吧。

新闻媒体凡遇葛爷必问:这次的角色有没有突破?

“专家”们见到葛爷了也作痛心疾首状，苦口婆心地奉劝:你可不能再演贺岁片了。

就连我老葛叔都发出了忠告:小嘎呀(葛优的小名)，慎重!

葛爷知道都是善意的，没人要害他，于是频频点头，决定悬崖勒马。忽又听到耳畔传来阵阵呼唤。

走进电梯，开电梯的大嫂问他:今年还有贺岁片吗?

走进餐馆，服务小姐喜迎相问:今年的贺岁片女主角是谁呀?

走在街上，迎面撞来一位愣头小伙，上来就是一句:我们就爱看你演的喜剧。

开着车找不到停车位时，戴红箍的大爷一边把为别人预留的车位让给他，一边笑逐颜开地问:冬宝还想戈玲吗?

出席活动，企业家说:我每年只看一部电影，就是你演的喜剧。海归派学着他在《不见不散》里台词说:这大HOUESVERYNICE吧?大学生见了他，说:我也ILOVEYOU您。警察见了他喊:人在哪!

葛爷真的晕菜了。不知道是应该听专家的悬崖勒马，还是应该听观众的回头是岸。

我们不妨找出一些读者都熟悉的，葛优出演的影片作一比较。

喜剧片有:

《顽主》

《编辑部的故事》获金鹰奖最佳男演员奖。

《大撒把》获金鸡奖最佳主角男奖。

《天生胆小》

《过年》获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

《甲方乙方》获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

《不见不散》获大学生电影节最受大学生欢迎的男演员奖。

《没完没了》

《大腕》获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

艺术片有:

《活着》获坎城最佳演员奖。

《秦颂》

《霸王别姬》

《蝴蝶的微笑》

通过这一比较，不难看出，如果按照葛爷的想法只在国内为人民服务的话，他应该走哪条路已经一目了然。

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葛爷深沉了，或者说艺术了，走进象牙塔了。可想而知观众还买他的账吗?而以葛爷的这种性格在象牙塔里住得惯吗?这话我不好意思当面对葛爷说，怕他误会我是为了拉他拍贺岁片居心叵测。

最近还有一位糊涂爷，高高在上多年，忽然动了为人民服务的念头。正好和葛爷的想法形成鲜明对照。此人乃是大名鼎鼎的陈凯歌。

凯爷最适合呆的地方就是象牙塔，每个民族，都会有这么两三位爷，国家再穷也得养着。任务单纯，只有一项。要拍就得拍对本民族极具认识价值的史诗。根本就用不着考虑娱乐性，越深刻越有认识价值。观众也是研究民族心灵史的少数学者群体，其他人爱看不看，反正也没打算从你们兜里把钱收回来。这样的一位爷，你劝他平易近人就等于是害了他。凯爷听我一句劝，象牙塔出不得，就得让他们想见见不着，不但不能收光圈，还得开光圈，越眩目越好。走出象牙塔，让他们看清楚了，神秘感没了不说，跟他们比生活自理能力您还真不见得是他们的个，您的本事不在这，就像总理大臣未必能管好一个饭馆一样。要我说，凯爷的这一出《和你在一起》，得不偿失，无论你拿多少奖，唯一的获益者就是张艺谋老师，有《和你在一起》在前开路，更衬托出了张老师的《英雄》气度不凡。

我无意指点江山，自己也是一屁股屎还没擦干净的糊涂蛋。说凯爷的意思是说葛爷，也是想自己。各有各的道，各有各的光环。是哪个林子里的鸟就踏踏实实地在哪块林子里栖着，飞出去玩一圈，临了还得落回来。

与凯葛二位爷共勉。

有一位导演曾对我说这样一番话，让我出了一身冷汗。

他说:电影应该是酒，哪怕只有一口，但它得是酒。你拍得东西是葡萄，很新鲜的葡萄，甚至还挂着霜，但你没有把它酿成酒，开始时是葡萄，到了还是葡萄。另外一些导演明白这个道理，他们知道电影得是酒，但没有酿造的过程。上来就是一口酒，结束时还是一口酒。更可怕的是，这酒既不是葡萄酿造的，也不是粮食酿成的，是化学兑出来的。

他还说:小刚，你应该把葡萄酿成酒，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杯又一杯的鲜榨葡萄汁。

对我的电影，我听到过很多批评，大多都是围绕着“商业”两个字进行的。但上面这位导演的批评却略过了这些表面的现象，说出了问题的实质。

这位导演名叫:姜文。

我给姜文拍过戏，《北京人在纽约》;他也给我拍过戏，《阳光灿烂的日子》。除此之外，我们很少来往。平均一年打不了一个电话。我是爱聊天的，但非常怵和姜文聊天。觉得跟他说话特别费劲，累，跟不上他，愣往上跟又很做作，掌握不了话语权，谈话显得非常被动。电影对于姜文来说，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也是一件非常令他伤神的一件事。他认为电影应该由爱电影的人来从事这一职业。这种爱应该是非常单纯的，不顾一切的，不能掺杂别的东西的。对照这一标准，我总有一种不好意思的感觉，像做了对不起电影的事，把电影给庸俗化了。因为我基本上还处于把电影当饭吃，为了保住饭碗必须急中生智克敌制胜的档次上。这可能和我的处境有关，也和我的性格有关。我不能全压上去，奋不顾身只为蹬顶。我首先考虑的是，如果输了，必须在最大的限度上减少损失。这么说吧，就像一场战争，不同的人都投身其中，大家也都很玩命，但巴顿那号的是从心里热爱战争，想法非常单纯，目地只有一个，在战争中成为最牛逼的胜利者;而加里森敢死的哥儿几个虽然打起仗来也很敬业，却个个心怀鬼胎留着后手。巴顿如果战败了，叫战犯，属于统战对象，能进政协;加里森敢死队那哥儿几个战败了，就拉出去枪毙了。所以巴顿是不怕付出惨重代价的，重在过瘾。加里森敢死队却绝不能有任何闪失，为了保住小命必须确保胜利还不能牺牲。两种战争的参与者，境界完全不同。坐在一起聊战争，话语权也是牢牢地把握在巴顿的手里，小哥儿几个只有听的份。

拍《甲方乙方》的时候，巴顿的首选就是姜文，请不来才换成的英达，当然英达演得也很好，他和姜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嘴上绝不服软，而且也具备把黑的说成白的的智慧。比如说，英达就不承认中医能治病，不承认有经络一说。他说:经络只是一股气，不是物质，不能被科学证明它的存在。称中医惟一的作用就是心理暗示，但心理暗示不是医学的范畴。我和他抬扛，问他:那为什么还有中医、西医的区分?他说:就不应该有中西医的叫法，只有“医学科学”。如果非要区分，勉强可将中医称之为“祖国医学”。他还举了很多的例子，听起来都对，令在场的人无不认为英老师学识渊博。事后，我去酒仙桥医院看中医，大夫告诉我，英达刚在我们这开了几副中药。我说，好呵，他不让我们信，自己却偷着吃中药。看来他心里还是承认中医能治病的。说这件事是想说明，抬起扛来，英达、姜文他们的聪明智慧是非常够用的。正是因为这一点，使他们在谈话中永远保持着胜利者的姿态。姜文经常使用的一个句子就是:你不能这样吧。每次我听到这样的句子，直接反应就是，我真的不能再这样了。事后又在问自己:我哪样了?久而久之，我对他们萌生了这样一个愿望，迫切地想听到他们能在所有的聪明智慧都用上了的时候，说一声:我错了。

记得上个世纪我曾经险些抓住这样一个机会，但很可惜，事后被证明还是我错了。

那是在九一年，拍《北京人在纽约》的时候。

当时我们住在纽约长岛一个叫奥伊斯特贝的小镇上，一天晚上，晚饭前，几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电视里播放了一段仅有几十秒钟电影预告，是英国影片《桂河大桥》。马晓晴和姜文为了影片的主演是不是大卫尼文发生的争执。

马晓晴坚持认为《桂河大桥》的主演是大卫尼文。而姜文则断然予以否认，他告诉马晓晴，《桂河大桥》里没有大卫尼文，但这部影片的导演叫大卫里恩，得过奥斯卡奖。还说这部电影他看过7遍。

他们向剧组的录音师李学雷求证，因为学雷是电影学院毕业的，而且看过无数电影。学雷说，好像是大卫尼文主演的。姜文鼻子都气歪了，一口咬定，谁说是都没用，绝对没有大卫尼文的事。

为此，姜文和马晓晴两人打了赌。谁输了，赢家有权对输了的人做任何事情。

剧组的人也分成了两派，郑小龙为首的一大帮人坚信姜文不会有误，所以站在赞成姜文的一边。我和艾未未站在马晓晴一边。

我当时还没有看过《桂河大桥》，但我希望姜文输。我答应开车拉马晓晴去租录像带，条件只有一个，马晓晴若是赢了，让姜文当着大家的面说:我错了。

当时天已经黑了，我开着车拉着马晓晴和艾未未从长岛出发，沿着495号公路一头扎向百十公里以外的曼哈顿。那一段时间，让我最愉快的事情就是，拍戏的间歇叫上艾未未拉上马晓晴，开着车到处乱蹿，只要有艾未未在身边，去布鲁克林黑人区我都不惧

我当时开的是一辆租来的出租车，车门上还印有每公里的单价，不明真相的路人常常伸手截车，有时看到几个金发碧眼的姑娘从酒吧出来，兴致所至，我们也会载她们一程，因为是免费的，所以分手时，我们和姑娘们都会有些依依不舍。我不懂英语，刚开始时也不认路，所以老得问坐在旁边的艾未未，他有时烦了就不好好指路，该拐弯时也不说话，我就一直往前开，开到哪儿算哪儿。有一次，我赌气一直开到海边，对他说:你要还不说拐弯，我就开到海里去。他闭着眼睛躺在车座上说:把玻璃摇上，等车完全被水淹没了，再逃生。我脑袋一热，差点就一脚油门轰到海里去。在岸边我刹住车以后，他认真地对我说:我特别想体会一头扎进海里去的感觉。平常开车，他也老说:撞一次吧，求求你，快点再开快点。久而久之，弄得我心里也跟着了火似的，老觉得自己开的是装甲车。终于有一次在长岛，喝了几口酒，在停车场附近，试着以20公里的时速行进，不踩刹车撞向一个小土坡，其产生的冲力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由此可想而知，如果是100多公里的时速撞车会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

那一段时间，艾未未的出现使我的心里充满了野性，对秩序的破坏欲与日俱增，要不是我天生怯懦，又对未来充满憧憬，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后来看到库布里克的电影《发条橙子》，一下就理解了那些混蛋的所作所为。

艾未未是郑小龙请来为剧组帮忙的朋友，也是北京人，曾是“星星画会”的主要干将，于1978年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同期的学生，日后成为中国电影“第五代”。大学读了不到两年，烦了，觉得没劲了，毅然决然放弃学业来到纽约。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纽约呆了12年。他是一个前卫艺术家，住在曼哈顿第一大道和第二大道之间的第七街上，那一带集中了很多像他那样不着调的艺术家，也有光头党和爆走卒，同时那一带也是纽约贩卖来路不明商品的黑市。艾未未和那一带的黑人兄弟亲如一家，彼此见面，不是FUCK这个，就是FUCK那个。他喜欢恶作剧，善于随心所欲地把两种不相干的事物嫁接到一起，使它们产生一种新的含义。比如说:他会把一个篮球装进一只编织袋中，从楼顶上抛下，看着一只编织袋在街道上弹跳，令许多不知其中奥秘的行人纷纷驻足观望，百思不得其解。再比如:他从黑人手里买到一张文革时中国出版的塑料唱片，内容是，中央台播音员字正腔圆朗读的毛泽东著作《老三篇》。艾未未找来老式唱机，接上喇叭，开足音量，让毛泽东思想嘹亮地响彻在纽约的第七街上。

艾未未为人仗义，朋友也是五行八作干什么的都有，九二年的圣诞节前夜，我在他的地下室留宿，遇见一个韩国人来串门，刚坐下，就被艾未未从后面用塑料袋把他的脑袋套上，一边拧紧塑料袋憋得韩国人满脸通红，一边对我说:这小子是个贼，好好搜搜他，身上一定有好东西。韩国贼拼命挣脱，从怀里掏出一个纸袋子，说了一串韩国式的英语，把纸袋包着的一瓶酒郑重地送给了艾未未。

韩国贼诚恳地说:我今天没偷东西，这瓶酒是我自己花钱买的，送给你作为圣诞节的礼物。

事后艾未未对我说:我来纽约12年，有两件事让我体会到人间尚有真情在。一个是每年过生日，我自己有时都忘了，但大西洋赌城从来也没有疏忽过，一准寄来生日贺卡。再有就是这个圣诞节，收到贼的礼物。他强调说:一个贼，能自己花钱买礼物送人，可见这种感情是多么的真挚。

说到艾未未和贼的感情，让我想起一件事。一天我们在他的地下室拍戏，负责外联的李争争突然跑进来，对我们说，他车上的一个价值200美元的音响被人敲碎玻璃盗走了。未未听到后，出去转了一圈，只花10美元，就从一个黑人手里买回来了一个音响，送给了李争争。李争争看见之后惊呼:这就是我丢的那个。

那时我们两人经常开着车在长岛上盲目地东游西逛，他常常指着一座座花园洋房对我说:这些都是垃圾，应该炸掉。看到我露出不胜向往的贪婪目光时，他也会一脸坏笑地补充说:可以给你留下一幢。那时他就反对建筑和装修有任何抒情的倾向，喜欢冷酷、喜欢简单，就是现在常说的“简约”。12年前，他曾对我说:你回到北京以后买一块地，我给你设计一个房子，保证花钱不多，又非常牛逼。我现在还隐约记得他的方案，他说:你买四截加长的集装箱货柜，彼此衔接组成一个“口”字形的建筑，从外面看不到一扇窗户，甚至也找不到门，就像一个金属方块，所有房间的采光都是从里面的天井获得。我当时听了，热血沸腾，满处打听买一截最长的集装箱得花多少钱。回国后，离开了艾未未的影响和灌输，审美观再次堕落到了庸俗的轨道上来。12年后，艾未未终于在中国找到了一位勇敢的实践者，此人就是北京房地产界另类，潘石屹先生。潘石屹被艾未未蛊惑，在长城脚下，投巨资造了十几幢巨冷酷的房子，令人看上去不寒而栗。前往参观者生怕自己不识货，异口同声说“牛逼!”。一方面，极大地满足了潘总的虑荣心;另一方面，也把他的资金牢牢地冻结在八达岭的寒风里。这些冷酷的房子，如同一件打湿了的棉袄，穿在潘石屹的身上，脱下来冷，穿着更冷。

现在冷酷和简约已经在北京蔚然成风，每次看见那种裸露着水泥墙、水泥地面，大铁罩子吊灯，黑房顶的装修方案，我就马上会想起艾未未。我老想告诉那些自认为很酷的人，你们太落后了，要知道，12年前的艾未未就已经很冷酷，很简约、非常水泥了。

说到艾未未一不小心打了这么大的一个岔，没办法，只要是提到纽约的事，就不能不说他，有他在纽约，那里就是一个充满刺激和活力的城市。许多年后，我再次回到纽约，那时他已经回到北京，我发现缺少了他的纽约，城市竟变得非常平庸。

我们开了一个小时的车，来到曼哈顿。艾未未把我和马晓晴放在他的地下室里，自己去租带子。十几分钟后回来，带子揣在兜里，脸上的表情就像要告诉马晓晴得了癌症一样。

未未说:晓晴，咱们输了。我没有在录像带的封面上找到该死的大卫尼文。

当时马晓晴几乎丧失了回到奥伊斯贝去的勇气，叛逃的心都有了。那天晚上我们陪着她在一家名叫CBJB的摇滚乐酒吧，耗到午夜过了才回去。

回到剧组后，大家都没睡，几乎全体都等在客厅里。印象中，我是溜着边回到卧室里去的。

艾未未陪着马晓晴走到人群中。

马晓晴对姜文说:你赢了。

姜文说:那就按说好的，我可以对你做任何事情。

大家都很兴奋，不知道姜文要如何处置马晓晴。

姜文让马晓晴坐在椅子上，对她说:我就是想告诉你，心里没数的事，别跟人打赌。尤其是别跟我在电影上抬扛。

事后马晓晴说:这件事对她的打击特别大。

我对她说:我也是太想看姜文认一回输了。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以后一定得手拿把攥了再和他抬扛。

从那以后，我也落下了一个毛病，凡是姜老师说得话就深信不疑，凡是姜老师做的事就拍手叫好。觉得他就不可能错。

他太聪明了。

终于有一天，找到了他的破绽。每次见到他都想对他说，见了面又把溜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觉得这话要说出来可能会得罪了他，还是别给自己找不痛快了。分手了又后悔，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他。毕竟姜老师也诚实地指出过我的软肋，在我找不着北的时候，给我敲过一次警钟。这次写书，忍不住把不好意思当着他的面说的话写进了书里。兹当我还是个诚实的人吧。

一位作家在观摩了《鬼子来了》这部不准出生的电影之后见到我。我问他:喜欢姜老师的这部影片吗?

作家说:非常好。姜老师确实值得我们学习。看得出来姜老师的智慧过人，有想象力。

我又问:不足呢?

作家说:没有。非常好。

我说:不可能吧?

作家想了想说:当然，还可以更好。

我追问:比如呢?

作家说:村里的人非常善良，不敢杀人。于是姜老师帮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从天津请来了一位专业的刽子手，杀过“八大臣”，斩过谭嗣同，杀人只要一刀，从未失过手。因此得名“一刀刘”。此人非常老道，隔着麻袋一摸就知道是日本人。杀人的过程也非常的戏剧性，令村民眼花缭乱，也让观众目不暇接。这是非常聪明的人才能编出来的情节，也确实给影片带来了趣味。但是非常遗憾，这个趣味横生的情节大大地削弱了影片的震撼力。远不如原著中，请来邻村杀猪的屠夫帮着杀人更有力量。这是聪明的人一不小心犯下的一个聪明的错误。

后来我也学习了《鬼子来了》，我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好看，而且对认识自己的民族非常具有价值的一部电影。但我也非常同意朋友的看法，“杀人”的戏变成了一幕精彩的活报剧，让我的心情有一度变得非常的轻松，暂时离开了那个村庄。当然姜老师很快就把我们叫了回去，而且在电影结束的时候我们几乎忘了离开过。

还有一件事，也反映了姜老师聪明过人。记得几年前，一位和姜文很熟的朋友对我说，他曾听到姜文对电影《活着》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据说他是这么认为的:“活着”是一个动词，被电影当作名词使用了。富贵为了“活着”，内心应该是非常主动的。他听到了家乡土改枪毙地主的情况，预见到了自己的下场。为了“活着”，他采取了主动地放弃，利用一场赌博把土地和家业输得精光，从此沦为贫农。结果如愿以偿，躲过一劫活了下来。

把“活着”当成动词，由此把握“富贵”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是葛优的“富贵”断然也不会想到的。看得出来姜老师是何等的聪明，对“活着”的理解又是何等的充满智慧。每到这个时候我都在想，能和这样的演员合作，导演得省多大的心。但细一琢磨又觉得不大对劲，如果“富贵”真的这么有智慧，这么主动，那我们还能被“富贵”的苦难所刺痛吗?我们的心情可能也会像看《鬼子来了》里面“杀人”的那场戏一样轻松了许多。

我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达到好的标准，姜老师则不然，他的问题是如何能够节制他的才华。对于他来说，最大的敌人就是淤出来的聪明。《新电影》的一帮人非常爱戴姜老师，他也非常待见《新电影》，你们看电影的眼睛也毒，怎么不劝劝他?我觉得姜老师一准听得进去你们的话。但他是不会说，我错了的。

最后我要说得是，尽管姜老师也有失误，但仍不能掩盖他对中国电影的帮助和贡献。过去、现在、将来，他无疑都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导演之一。

2001年的岁末，我去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出差，在中国城的书店里买了一本预测马年运程的书，从书里得知，属狗的人零二年的运势是好坏参半。一年下来，我的感受是“诸事不利”。

先是因为心脏在拍摄《大腕》时闹了点小情绪，不好好跳了，身体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人变得像玻璃一样脆弱，起卧坐行轻拿轻放。

那是去年5月13日的上午发生的事情，那天我们在机场拍戏，一切准备就绪，刚拍了一个镜头，我突然感到心里一空，身体一下子轻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异样感觉传遍全身，我坐在导演椅上，望着在周围忙碌的工作人员，说不出话来，我想，我完蛋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