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章 引言缘由

各位观众，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老师：第一位语文老师：秋毫秋老师；另一位历史老师：明察明老师。作为评论员，就是“大厨师”，所以作为文学作品的评论员，他们利用的“食材”就是对文学作品而言，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加工、烹饪成为一道读者（或者叫美食家、食客）享用的“美味佳肴”。两位老师多年以来从事对“水浒”的研究，也就是把“水浒”这部文学作品当作食材进行分析、加工、烹饪，所以我们请这两位老师—水浒大厨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评论“水浒传”，以便让大家对水浒这部巨著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感觉，新体验。而且一定是真实还原的“美味佳肴”。

我们的评论员不能根据自己的一丝一毫的喜好去改造作品中人物的形象、特点、以及好与坏—也就是说我们评论员得出的结论一定是施耐庵老先生所希望大家从书中所得到真实的“内心所想、内心所为、内心所评论”的观念。在此书中，施耐庵老先生的“以小见大”的比兴手法已经被他自己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至今也无人能超越！

为了有利于大家读懂，读通水浒，获得我们这些读者所需要的“精神食粮”。两位老师（大厨师），谁先来评说。

秋老师：一般由我先说，先介绍，再由明老师从历史角度作评论。水浒这部巨著成书于明代初，是由元末明初大文学家施耐庵先生创作。大家都很喜欢，那就是原汁原味的精神食料。

但不久之后就有人善意提醒，这部文学作品太难懂，也就是不好消化、吸收，尤其对青少年“少不读水浒”，直观看法和原因是大多章节存在血腥暴力的描写。

但在我的少年时代经常有老人喜欢给我们讲许多精彩片段：武松打虎、醉打蒋门神、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等等，就相当于品尝一道“小菜”。直到读完高中再考上大学期间我也没有见过“水浒”这部书。让我一直感觉很神秘。

一九七五年，当时我们共和国领袖毛主席发表了一段语录：“提到水浒是一部好的反面教材，宋江是投降派，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我当时还是小学生“一窍不通”，即消化不了这些未加工的食材，现在也只能背出这几句，我很想看到原著但没能如愿。我是到大学一年级在校图书馆借到，一口气读完。

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感受？我还真说不明白，主要还是一时消化不良。后来又读了多少遍我已经记不清了。当我看到了单行本的电视连续剧“武松”，就感觉编剧对原著改编甚多。后来又看了全版电视连续剧“水浒”，此时已过去很多年了，再来探讨当年的分歧几乎没了，尤其对刘欢“好汉歌”看法一致。都感觉很离谱。

但是很显然，编剧误读同时也误导了观众和听众，把“好的反面教材”编成了“好的教材”。

明老师：是啊，我和秋老师一直没有机会，当然也是没有时间把它整理出来，献给大家。目前我和秋老师一样没有教学任务，才有时间整理，说给大家听或者看。

施耐庵老先生给这部书取名“水浒”就是法外之域。因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么在正常的王朝管理不到位的区域就属于“水浒的世界”。每个王朝建立的标志物有很多，包括王朝实际控制人：皇帝和运行，管理国家法律，执行这些法律的众多文武官员组成的各级政府，国徽国旗。一旦发生了违背这些法律条文，那些所涉及的当事人即将受到审讯，关押等惩处。但在水浒的书中即“水浒世界”，由于没有正常法律的管理和道德的约束，只有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所以在水浒书中所发生很常见的一些人或一些事到我们正常法制管理的社会里就违背了法律和法规，就是不合情理的行为，甚至导致犯罪，当然就成了“坏人坏事”。

如果我们是带着这个“初心”去读这部书，就能很好理解施耐庵先生当年写这本书的“基本涵义”，能理解什么是对与错。什么事不能做，什么事不能说，也不能做。更能理解毛主席说“这是一本“好的反面教材”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即不反对也不背叛以皇帝为代表的这个国家，但反对管理这个国家的官方势力集团中的某些代表人物：

如“六贼”：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勔、李彦。但在“水浒世界”中演变为“四贼”:高俅、杨戬、蔡京、童贯。高俅不属“六贼”，只是个弄臣、庸臣。还没有坏到那个层次或还未达到奸臣地步，却被施耐庵演变为“四贼”之首恶。

这就是告诉大家，此书纯属演义，不是完整的真实历史。

秋老师：对，水浒就是一部文学作品。是在“水浒世界”里发生或者说演绎的作品。施耐庵先生亲身经历了元末这个大乱的“水浒世界”，官府的管理势力已经消失或者正在消失。

施耐庵先生早年也投身在张士诚义军中，但始终未得到张士诚在内的这个武装集团的认可或者重视，只有排斥，所以施耐庵先生选择及时隐退，隐居山东。

但是又热切地希望尽早结束动荡世界，迅速建立一个新的皇朝取代元朝腐败统治。

那些在水浒世界中发生的“坏人坏事”被施耐庵用讲故事或演义的形式一一展示出来，以此劝告世人，一但当你遇到或处于以上相同或相似的环境，不要去做或者不去选择，我们要认清他（她或它）们的由来，发展和由此导致的恶劣结果，恶劣环境。及时规避或制止再次发生，引以为鉴。

明老师：“水浒”是一部“好”反面教材，不能等同于“好教材”也就不是“好人好事”。里面的人物也就“不是好汉”，更不能以“好汉歌”的正面形象加以传唱。这是我们对“水浒”错误的理解和错误的定位所造成的。

以宋江为核心的梁山是脱离了当时的“国家”代表：“北宋皇朝的统治区域”。是一个“水浒”世界。北宋皇朝的官府势力是无法管控这一区域。当时年代，国家的代表是赵姓家族为皇族的封建皇朝，皇帝是核心领导人，宋江想被招安，他能反皇帝吗？

不能！那皇帝为什么会被推翻呢？

这就是属于皇帝的“智慧”选择：如果皇帝很贤明，他会任用贤臣，国家就政治清明，则国力就强盛，百姓受到的压迫就少。如：

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玄宗前期的开元盛世。

如果皇帝很昏庸，信任奸臣当道，国家就政治黑暗，则国力逐渐衰败，百姓会受到更大的压迫，会反抗，会改变自己的选择。

如东汉的黄巾起义，唐玄宗后期的安史之乱。朝代更迭就是黄帝的错误选择而得到的代价：开元年间，唐玄宗选择任用姚崇，宋璟为相，天宝年间，唐玄宗选择任用李林甫，杨国忠为相，结局相差太大。

由此可见，皇帝选择任用大臣的重要性。

我们也要好好反思：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重大的错误？

我和秋老师一直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阅读许多当代文学作品，发现很多作品中，尤其是一些海外翻译作品、台湾地区的文学作品中，在提及国家的时候，往往出现的是家国这个词，在对国家情怀的表述时，用的却是家国情怀的流露，他们把“国家”和“家国”混及一谈。大家也许觉得没什么了不起。

在现代的思想领域，有人为的混淆概念的意图，梁山好汉—好汉—英雄好汉的模糊处理。

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活的身体健康的男子均可称为好汉。

但“英雄好汉”是受到时代限制的好汉，是代表当时那个时代或年代的“正能量”的人物，与好汉不能完全划“=”号。

而“梁山”好汉是受到时代和地域双重限制的名词，他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与正常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是绝然不同的两类人。

在当代文明国家的阳光下，“梁山”好汉就是一群不讲义气、只见利益就上的“恶汉”。

同样，国家—家国—家国情怀如出一辙。

但恰恰就是这两个有截然不同的概念：国家是一个实体存在，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改变。

“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在亚洲的东方，在中华大地这个行政区域内只有一个国家：中国。在不同的年代出现的不同的皇朝是被当时生活在这片广袤中华大地上的中国人民所认可，他们建立的国家是当时那个年代的“中国”代表。

到了现代，中华大地上同样建立了一个以“共产党人”为核心领导的国家代表，也是得到了亿万人民认可的、选择的、惟一的国家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取代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党国”。他们败退到了台湾，就失去了做为“国家代表”的资格，沦为割据一方的地方武装集团。

我们作为评论员，是对施耐庵书中的人物在其人生进行选择时进行“对与错”的评说，而不是对施耐庵的“水浒”进行评说。

如果真的要我们评论，那么施耐庵的“水浒传”则是历朝历代中经典文学中经典之作。

因为它无论是写作手法、人物刻画、场景布置均比“三国演义”、“红楼梦”还要高明一筹。我们今天的评论是对施耐庵“水浒传”的忠实还原。有利于对“水浒”更深刻的帮助了解施耐庵真实写作意图，让大家体验水浒中表现出来的超能力。

秋老师：“汉贼不两立，王业无偏安”。经常有学生问到：如何评价岳飞？就一定要提到“精忠报国”，这个国指的是“国家”—以“赵”姓为皇族的封建皇朝—史称“宋朝”，所以岳飞精总报国的国家代表包括了“徽宗-钦宗-高宗”这一脉相传父子三人的核心人物。高宗是钦宗的八弟，本来是没有资格做皇帝，但北宋朝整个皇族都被金军俘虏，只有赵构南逃，才继位皇帝—即宋高宗。

一个国家有很多标志性的人或物。是一个国家象征，代表一个国家的尊严。

“象征不可被侮辱，尊严更不能被践踏。”

所以要“北伐”就是“不认输、不服输、不退场”的战争的形式去追求雪“靖康耻”、灭“臣子恨”人生目标。

岳飞和秦桧同为高宗的大臣，并无私人恩怨，只有政治分歧。岳飞是主战派，秦桧是主和派。

高宗在进行选择：是做国家代表去北伐？还是做偏安的地方势力。高宗在前面的两个方面都选择了后者--选择屈辱的、有条件的和谈：金人的条件是杀害岳飞。

这是一个投降的策略，秦桧只是执行者。当他面对韩世忠怒斥有无证据的时候，秦桧回答是：

“莫须有”。

继位的皇帝是宋孝宗，他为了收买人心，为岳飞平反，建鄂王墓。让秦桧夫妻坟前长跪。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也成为后世维权者之通鉴。

所以我们现在对岳飞的宣传一定要到位，就是要“精忠报国”这个国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