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国民党新右派的领袖 (1)

一、利用党争，牟取私利

1．逼走胡汉民，挤走许崇智

蒋介石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从踏入黄埔军校大门起，蒋介石便将此作自己发迹之所。孙中山去世后，他将所有精力投入到经营黄埔之中，希望凭藉于此，积累起雄厚的资本。

而正在此时，发生了廖仲恺遇刺案，蒋介石向获取最高权力迈出了第一步。廖案是出乎众人意料的，但又是偶然中的必然。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中央权力出现了真空，而廖仲恺成了权力斗争的中心。廖仲恺从事革命事业历史久远，一直协助孙中山从事护法、北伐等革命活动，筹措革命经费，组织革命力量，协调国民党内外矛盾，是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国民党一大后，他身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兼黄埔军校党代表，黄埔校军的迅速成长与廖仲恺的关怀是密不可分的。

黄埔势力的膨胀，引起了以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和以许崇智为首的粤军将领的不满，其他的地方军阀和政客们也持敌视态度。8月，广州城的气氛已十分紧张，刺杀廖仲恺的谣言盛传开来。然而廖对这些传闻一笑置之，泰然自若。

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仲恺携何香凝乘车前往党部开会，在党部门前惨遭杀害。

案发当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推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3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予政治、军事及警察全权”，实际上取代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权力中心的转移再次削弱了胡汉民，而获得7擢升的则是蒋介石。蒋在办黄埔军校和东征过程中虽然扩展了他的实力，但当国民政府成立时，他还不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政府委员，而只是军事委员会委员，还未进入国民党中央领导圈内。但是因为这个“三人特别委员会”，使他介入了最高领导层。

经初步审讯，廖案与胡汉民之堂弟胡毅生和其部下有染。这使得胡汉民坐立不安，诚惶诚恐。在廖案发生的第二天，胡汉民就向汪精卫打听消息，汪对他提出的问题拒不回答。第三、第四天又去。第五天，蒋介石便派兵搜查了胡汉民的住所，当时胡住在大哥胡青瑞家中，胡汉民在搜查之时躲入附近一卖菜的人家中，他的大哥被带走。之后，胡汉民赶忙来到汪精卫家中，汪不在家，他就请陈璧君找蒋介石问个明白。随后蒋便派人将胡汉民带到黄埔军校，以保护其安全为借口加以囚禁。胡汉民此时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蒋介石手中，然而该如何处理廖案，尤其是如何处置胡汉民，仍旧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汪精卫深有此感，故而他将此事全部交付给蒋介石全权处理。然而，胡毕竟有恩于汪，并且两人共事多年，交往弥笃。最终，他对廖案表态，胡汉民只负政治上的责任。

汪、蒋两人商讨决定，认为派胡汉民到苏联考察是结合当时情况最好的解决办法，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随即通过暂派胡汉民到苏联“考察”。因为汪、蒋两人出于愧疚心理，羞于再见胡汉民，特请苏联顾问鲍罗廷出面找胡汉民个别谈话。

鲍罗廷表示苏俄的同志一定欢迎胡先生前去。事已至此，胡汉民确实也不宜呆在广东。于是，9月22日，胡汉民从黄埔港登上蒙古号远洋轮船，出访苏联去了。汪终于实现了排胡的目的，国民党的权力架构，从胡的“代帅”制，转为汪、蒋合作体制。

胡汉民是汪精卫的政治对手，对汪有一种潜在的威胁力，胡走了，汪的政治资历自然独占鳌头了。与汪精卫相比，胡汉民的政治失意对蒋的意义和影响似乎不太大。因为蒋是军人，蒋介石晋升的障碍是许崇智。廖案中，牵涉到许崇智的心腹梁鸿楷等将领，蒋自然不会错过这样一个排除异己的绝好机会，当然许崇智也是最难搬动的一块拦路石。

许崇智是一职业军人，当时为粤军总司令，在历次革命活动中，支持孙中山，建有大功，但所部粤军，军纪废驰，个人生活也不检点，被蒋找到借口。

1925年7月1日，蒋介石撰成《对军政意见书》，有9项内容。7月26日，蒋介石出席军事委员会会议，建议统一军队名称，废除粤军、湘军、滇军的旧称，统一名称为：国民革命军，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认可。

8月2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议将国民革命军编组为5个军，蒋介石被任命为原党军改组之第一军军长，第一军绝大部分是黄埔师生。

此决议的出台，标志着蒋介石第一次成功地分解了粤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是粤军部分，是由原建国粤军第一师改编而成的，而第五军则是由粤军第三军改编而成。此外，第一军中的一部分也是由粤军演变而来的，原来的粤军被肢解。引起粤军不满，甚至有暗杀蒋介石之行动。

在侦察廖案中，蒋介石发现凶手与梁鸿楷第一装备司令梁士锋等人有牵连，便急忙派党军将两梁拘捕，其部下也被围缴械，广州城内顿时空气紧张。许崇智闻讯后痛心不已，因为两梁所部，可称之为许之左膀右臂，两部收缴，犹如折臂断膀，令许心痛不已。但许自知理亏，遂不得不在《悼廖仲恺同志并告人及本军同志》一文中，做出引咎自责和负责追查的表示。

随之，蒋介石便以许崇智纵容部下，勾结右派刺杀廖仲恺以及把持地方财政、为所欲为等罪名，制造舆论，对许崇智大加贬斥。并争取粤中主将李济深、陈铭枢的同情和支持，又对许部旅长谭曙卿等加以收买，进行釜底抽薪。同时蒋介石还装出一副好心肠，亲自到许崇智处说：粤军将领，渐生异志，各怀鬼胎，已不可靠，甚至会对许崇智下毒手。为了确保许崇智的人身安全，最好将许公馆的警卫全部改由黄埔军校学生担任。这实际上是要把许崇智监视、软禁起来。

起初，许崇智还以为蒋是出于兄弟之情对自己加以劝告，实为善意之举，但渐渐地许发觉事情有些不对头，没有行动自由，一举一动都有人密切注视，犹如监禁。当他完全意识到处境不妙时，立即电令粤军精锐部队许济、莫雄速回广州解救自己。

得知粤军的行动，汪精卫焦急万分，因为手中无兵，不得已再度授权蒋介石全权处理广州局势。蒋介石随即命令黄埔学校师生行动起来，武装占领诸多要地，将广州城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接着蒋介石清除了广东财政厅等所有重要机关里许崇智的亲信，并伙同国民党中央任命宋子文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从而牢牢抓住了广东的财政经济权。广州城内稳定后，蒋介石随即部署第一师和黄埔学生等严密监视驻广州城的粤军，并赴东莞、虎门和石龙包围许的部下。

同时派人将自己的亲笔信在凌晨两点送给许崇智，信中一一列举了许崇智的罪状：一、回师广州后，“百无一举”，致使军队散漫如故，饷粮之艰窘倍前；二、掠没税收和粤军饷额，饱私囊图利己；三、图谋推倒中央银行而谋自立银行以图私利；四、知人之不明，用人之不当，致使害党叛国者均为粤军所部，更怂恿所部强捐、勒租、截税、包烟而害国殃民。

第二天早晨，蒋介石按计划将粤军许济、莫雄两部缴械，将其并入第一军第三师，派谭曙卿任师长。当天，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根据蒋介石的提议，决定“准予军事部长兼粤军总司令、财政监督许崇智卸职。”下午，派陈铭枢拿了张回上海的船票和两万元现金，强行“护送”许崇智出境。许临走，蒋还假惺惺地许诺：“欺以了目，师出长江，还日坐镇，恢复名令。”

许崇智被蒋介石逐到上海后，住在英租界一套豪华的洋房里，过起了寓公生活。蒋介石以粤军部下“集献”的名义送去20万元供许开销，以后就在军费开支项目下每月拨给1万元。当时邹鲁、居正、谢持等人筹划召开西山会议，拉许崇智参加。许因为对有朝一日回粤还抱有幻想，只是私下表示支持，没有公开露面活动。1926年1月，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没有被继续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而西山会议派后来在上海举行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则被列名为中央执行委员。

蒋介石逐去了许崇智后，便出师再次东征陈炯明叛军，自任总指挥。由于得到共产党人、苏联专家的帮助和海陆丰等地工农民众的声援，第二次东征大获成功，彻底消灭了陈炯明叛军。蒋介石俨然一位英雄豪杰，英姿飒爽、不可一世。1926年元旦，在广州30万民众参加的庆祝集会上，他身披拿破仑式斗篷大衣登上主席台，接受群众的欢呼。

接着蒋介石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向大会作军事报告，概述两次东征的胜利和军事方面的其他成绩，着实炫耀了一番。在大会选举中，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仅比得全票的胡汉民少一票，在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接着他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之后，他任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大大加强了他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在军事上代替了许崇智而成为广东国民政府的军事领袖。

2．利用戴季陶主义

戴季陶与蒋介石从相识、结交到诀别前后共历40余年。1905年秋，戴季陶赴日本留学。1908年春，蒋第二次到日本，进入日本东京振武学校，编人炮兵班，戴与蒋在留学生聚会时相识，以后成为至交。

1924年5月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举行庆祝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纪念活动时合影。三排右一为戴季陶

戴季陶是老资格的革命党人，也是国民党内著名的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任中常委、宣传部长和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但此人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颇为不满。1924年11月，戴季陶作为孙中山的日文秘书，随孙中山北上。孙中山病逝后，戴发表题为《孝》的短文，以宣传孙中山人格、思想为名，歪曲孙中山思想。1925年5月，戴季陶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执笔起草接受孙中山遗嘱宣言。此时，他写成《民生哲学系统表》，提出以建立“纯正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的国民党“最高原则”，并进行所谓“做团结旧同志，造成新同志的工作”，拉沈定一脱离了共产党。6月，戴季陶写成《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其主旨在于“划清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

7月，戴季陶出版《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这本小册子与《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等文，构成了以反对“党内合作”，排斥共产党人为基本内容的“戴季陶主义”。

这个“理论”的特点：一是打着孙中山的旗号，阉割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革命内容，而将孙中山思想的消极方面加以夸大和利用；二是以维护国民党的“纯洁性”为名，攻击中国共产党，排斥打击工农革命力量。

其基本内容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工农开展反抗地主、资产阶级压迫的阶级斗争，断言中国没有阶级斗争，不能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提出了道统说，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是继承了孔子的“仁爱”学说，是来之有据的，反对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戴季陶说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实行“寄生政策”，意在“篡夺”国民党。

与张继、谢持的“党统”之说相比较，“戴季陶主义”的“新意”，就在于“纯正”二字，企图通过排斥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来“净化”国民党。当时，戴季陶是以国民党的高级干部、理论家的资格，利用孙中山刚逝世的时机，以阐析孙中山思想的姿态来发表他的“主义”的。他的思想，反映了在五卅运动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下，国民党右派对革命的动摇和对共产党及革命人民力量发展的恐惧。台湾有学者曾说：“此书（《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出，从上海到广州，反共的视线开始集中，反共的势力开始形成，各地孙文主义学会的成立及反共运动的酝酿，莫不受戴氏反共理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