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章 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4）
3．囚禁张学良
在什么条件下释放蒋介石，西安各方面的意见颇不一致。大多数人都主张有条件地释蒋，可是张学良认为，只要蒋介石原则上承认达成的六项条件，就可以让他走，而且还决定亲自送他回南京，张学良的决定使参与扣蒋的人深为不安。
24日晚上，张学良和杨虎城在新城大楼举行欢送宴会。宴会结束后，张学良召集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高级将领，宣布他要送蒋回南京，并向中央请罪，以恢复蒋的威信。大家劝张不必送，怕蒋变卦，最后建议至多送蒋至洛阳。张学良坚持要送，还嘱咐大家：“关于东北军之事，听命于于学忠；关于抗日联军总部之事，听命于杨虎城；有问题多和周恩来商量。”
高崇民听了张学良的安排后，连夜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反复说明有条件放蒋的必要性和无保证放蒋的危险性。
25日早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和幕僚联名给宋子文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提出撤军和在协议上签字是放蒋的前提，“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了，我们也誓死反对。”
来自外界各方面的压力和内心巨大的焦虑，已把张学良搞得精疲力竭，神经过度紧张几乎难以支撑。同时，宋子文还探听到，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部分军官，在得知张学良要立即放蒋后，产生了将张和蒋一同杀掉的念头。
宋氏兄妹眼见事态又严峻起来，担心夜长梦多，急忙去找张学良，催促他速速放了蒋介石。张学良早有放蒋之心，他答应让蒋宋等人尽速离开，并表示“只要委员长回南京联合抗日，学良愿意负荆请罪”。
12月25日上午，张学良告诉杨虎城和周恩来，他将释效蒋介石，并且亲自送他们回南京。杨虎城不同意，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结果不欢而散。但张学良放蒋决心已定。
25日下午3时半左右，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陪同蒋介石、宋子文和端纳，分乘两辆汽车，秘密地从玄凤桥高公馆开出，悄悄地向西郊机场驶去，连周恩来都没有通知。
不一会，汽车抵达机场。这里正集聚着两千多人的群众队伍，准备欢迎从绥远来西安的抗日将军傅作义。蒋介石不知底细，以为是西安的群众看他不肯在协议上签字，特来机场示威，阻止他返回南京的。顷刻间他脸色大变，显得极为紧张，赶忙握住杨虎城的手，显得极其诚挚地说：
虎城，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再重复一遍：（一）命令中央军入关之部队于25日起调出潼关。（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国家。（五）释放上海被捕各领袖，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将军负其全责。
又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了，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说完后，匆忙地与送行的邵力子、傅学文、杨虎城告别，在宋美龄的搀扶下快步登上飞机，腾空而去。张学良登上了另一架飞机。
1936年12月26日中午12时45分，蒋介石夫妇乘坐的波音飞机在四架战斗机的护航下从洛阳飞抵南京大校机场。
两小时后，张学良和宋子文、端纳乘坐的波音飞机也降落下来了。但机场上欢迎的人群早已散去，除来迎接宋子文、端纳的几个人外，还有武装宪兵和便衣特务。
当时，到机场接张学良的汽车是蒋介石的专车。张学良上汽车时，军警们只准张学良的两名警卫（跟随张学良来宁有四名卫士）上车，将另两名警卫人员留在机场。接着，军警特务的汽车一前一后，把张学良的车子夹在中间，将张学良送到北极阁宋子文公馆。
张学良到了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对其处理。12月29日，国民党中常委决定李烈钧为会审张学良的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12月29日10时整，李偕全体会审人员走进法庭，分别入席。李命鹿钟麟先至候审室巡视。李烈钧拿出事先准备的判决书宣判：
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宣读完后，李烈钧宣布退庭。张学良在审判后被正式逮捕，在军警的武装押送下，送往和平门外孔祥熙别墅，由特务和宪兵看管。宋子文紧随而至，却被特务堵在门外，不许入内。从此，张学良失去了自由。但蒋介石的把戏还没有演完。当天下午，蒋介石即向国民政府递交了请求特赦张学良的呈文，罗列了大篇理由，呈请国民政府特赦张学良。
下午2时，蒋介石请求特赦张学良的呈文和上午军法处的判决书一同送达国民政府。翌日，即1937年元旦上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便将此交司法院核议。司法院不顾新年元旦休假，马上做了一番“虚应故事”的核议，当日即以“尚属可行”呈复国民政府。
1月4日上午，在林森的主持下，国民政府举行了第22次委员会议，邀请在京的五院院长及有关人员列席。首先，林森对蒋介石的呈文和司法院的核议作了说明，随后一致表决通过了对张学良予以特赦。
当日下午，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如下：
张学良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此令。
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就是蒋介石本人，于是，南京这几天紧锣密鼓的闹剧终于收场了。张学良在蒋介石的导演下由十年徒刑体面地变成了“严加管束”。张学良自己也未曾想到：蒋介石会“严加管束”他那么长时间！
1937年元旦，人们在欢庆新年第一天的同时，高等军事法庭对张学良的判决书和蒋介石向国府请予特赦的呈文，也作为新年的头号新闻刊登在各大报纸上。
三、全面抗战前的一些准备
1．全国一致，团结御侮
华北事变以后日本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已是昭然若揭，日本侵华是既定国策，中国政府也在积极准备应付可能到来的更大规模的中日战争。
战争的准备首先是人心的准备，南京国民政府政治方面的抗战准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利用各种途径与中国共产党沟通联系。二是发起新生活运动，更新社会风气，培育民族精神。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蒋介石虽然没有放弃继续以军事“围剿”的政策，但已改变了过去坚决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国共产党沟通关系，这有利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从1935年秋冬开始，蒋介石便着手以政治方式来解决中共问题，以达最终解散或收编红军的目的。为改善与共产党的关系，蒋介石大致采取了以下一系列措施：
1935年11月，在蒋介石指派下，由陈立夫主持、谌小岑出面，通过翦伯赞和吕振羽与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联系。周小舟按照北方局的指示，于次年1月亲自到南京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谈判。
同年11月底，谌小岑通过中共地下党员左恭与上海中共代表张子华取得联系，此后，张子华数次来往于南京、西安、陕北之间，为实现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而奔走。
希望苏联政府出面促进国共两党合作。1935年12月19日，蒋介石亲自对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说：“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国共）达到团结，我将感到高兴。”一个多月之后，蒋介石又进一步表示：“在如下基础上，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是可能的：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持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
1935年12月，蒋介石指示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联系，建议中共驻共产国际派人回国牵线搭桥，促成国共两党直接谈判。
1935年底，宋子文通过宋庆龄派董健吾到达陕北，转达南京方面要求与中共谈判的信息。两党代表就合作抗日问题开始了近一年的秘密接触，奠定了国共两党正式谈判和合作抗日的基础。
为了进行战争动员，唤起国民觉悟，蒋介石开展了新生活运动。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反蒋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蒋介石为了转移民众视线，于1934年春天在南昌发起了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历时15年之久，而最初的3年（从1934年到1937年）是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最为认真和努力的时期，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使之发展成为一场遍布全国城乡的社会运动。
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准则，从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人手，倡导“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的生活作风。蒋介石曾私下向蒋梦麟、张伯苓等人表示：“新生活运动要请你们在北方的同志们好好的推动，我有一个深意藏在这新生活运动里边，我想发动全国人民，利用新生活运动发动全国人民，来作抗日运动。”
随着日军侵略步伐的加快，新生活运动也被日益推向抗日救亡的轨道上来，1935年11月，为增强国力，南京国民政府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为求速见成效，蒋介石指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一定要与新生活运动同时并行，相辅相行”。又讲“实行国民劳动服务，是从事于国民经济建设一个最急要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国家贫穷，没有充分的财力来完成各种建设事业，……只要我们全国同胞能竭尽所能来劳动，便可以完成一切福国利民自救救国的新建设事业”。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各地纷纷借助新生活运动，组织新生活劳动服务团，为地方建设事业添油加劲。
南京国民政府还借助新生活运动加强对国民的军事训练，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要义》中表示其提倡新生活运动“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能够养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劳，尤其是共同一致的习性和本能，能随时为国牺牲”。
当时不仅在全国大多省份以及一些铁路干线以新生活劳动服务团为基础开展国民军训，在许多中、小学也组织起童子军，施以军事训练。这种与新生活运动紧密结合的国民军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民的民族意识和军事素质。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和国民军训与新生活运动有机地融为一体，产生了相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为全民族进入抗日战争作了心理准备。
2．抗日的国防战略和战时经济的实施
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日军的连连进逼下，国民党军丢城失地，不堪一击。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向政府呼吁“巩固国防，长期抗战”。在内外压力下，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便逐步着手从军事上进行抗战的准备工作。
筹划、整建江海防要塞。从1932年起，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制定国防计划大纲。同年12月成立了军委会城塞组，具体负责修建各要塞及国防工事。但在1935年之前仅对要塞作了一些修整，国防计划大部分未能付诸实施。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迫在眉睫。1936年1月31日，蒋介石急令“武汉要塞工程应从速着手，星夜赶修”。次年3月18日，蒋介石又令检查各地国防工事修筑情况。到1937年上半年，南京、镇江、江阴、宁波、厦门等9个要塞区基本整建完毕，共拥有炮台41座，各种要塞炮273门。要塞的整建，加强了国防防御能力。
划分防区、构筑防御工事。1934年3月，蒋介石在批示本年度国防计划大纲时，将全国划为10个国防区并且明确要求各区陆军要努力侦察本区内之地形，利用演习构筑必要阵地，建筑交通道路，集积物资，作好战争的准备。蒋介石还将全国分为抗战区、警备区、绥靖区、预备区4个大区，并以军委会为最高统帅机关，设立6个国防军总指挥部，一个总预备军指挥部。在这一基础上，军委会又将全国划为5个战区，进一步完善了战区的划分。
大规模构筑防御工事是从1935年底开始的。一二八事变之后，南京国民政府计划在江浙、山东、冀察、晋绥、河南、广东、福建、广西8个地区构筑牢固防御工事，并计划以当时的首都南京为中心，逐次向国境线推进，分期分区完成构筑任务。计划初实施时进展十分缓慢，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第一期国防工事基本完成，约计构筑工事3342座。这些工事有些较为坚固，有些因人力、物力、经费之短绌，未能全按预定计划实施，质量较差，难以承受较强的军事打击。
整编军队，扩充军备。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体系一直比较混乱，装备也已陈旧了，特别是各队伍之间利益冲突非常严重，不能很好地团结对敌。从1934年底开始，蒋介石着手整军，将全国军队编成60个师，暂定3至4年编练完成。在整编陆军的同时，对特种部队也进行了整编。整编之后的军队，都统一在国民政府的名义下，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国民党军队派系众多，编制混乱，武器种类混杂，训练、管理杂乱无章的状况。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还组建了空军。南京、上海、武汉、太原等地的兵工厂也整顿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