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他回南京后，周可以直接和他谈判

改革兵役制度，推行国民军训。1936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一改过去的募兵制，下令实行征募并行的兵役法。同年11月，成立了兵役科，具体负责征兵事宜，当年便征集新兵5万人。南京国民政府也比较重视进行国民军训，提高国民的军事素质。1933年8月，蒋介石致电军委会主任朱培德、唐生智，要求高中及中学、大学生毕业时，应先习军事教育3个月，才可发给毕业文凭，中央设立国民军事训练处，将全国优秀人才轮流军训。截止抗战爆发，全国参加完军训的高中学生22．4万人，专科以上学生6．434万人。《1936年壮丁训练实施纲领》颁布后，当年便训练完毕壮丁50余万人，正在训练者约100万人。兵役制度的改革和国民军训的推行，为战争爆发后兵源的及时补充做了一定的准备。尽管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准备很不完善、很不充分，有些防御工事质量也比较差，但它毕竟进行了抗战准备，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军队抵御日军进攻的能力，保证了南京国民政府政治、经济重心的西移和沿海沿江工业的内迁，最终使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幻想破灭。

蒋介石为迎接抗战而进行的经济方面的准备，包括了发展重工业、整修交通、发展农业等方面的内容。

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全大会规定了国民经济建设的重点，并决定成立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统筹全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又通过了《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案》，确立了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原则28条。由于南京国民政府较明确地把国民经济建设同抗日救亡联系起来，使国民经济建设迅速地见了成效。

1937年3月，蒋介石在贵阳发表谈话称，欲挽救今日民族之危机，必须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制定重工业发展计划。重工业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南京国民政府尤为重视。1935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将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为资源委员会，作为领导重工业建设的主要机构。1935年，该会拟就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预算约需经费2712万元。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拨款一千万元，1937年，又拨款两千万元，作为筹建重工业的经费。1936年度，筹建的企业主要有10家，1937年度，又陆续增设了11家企业或筹备机构。从战备出发，这些企业大部分设在湖南、湖北、江西、云南、四川、陕西等内地省份，远离沿海。这些企业大部分在抗战前已动工兴建，有些企业取得了较好成效，后来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资金短缺，整个建设计划受到阻碍，有些厂矿企业被迫停产。

总的来讲，抗战前夕，中国工业的发展是缓慢的。但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认真地付诸实施的大规模建设计划，它的制定和部分实施，为初期抗战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整修交通。便利的交通在战争中具有关键性作用。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曾明确指出：交通运输的建设应使其适合经济建设及国际形势之需要，要进一步整理旧路，修筑新路。国民党五全大会还通过了《请举筑滇省通江通海通缅铁道以应国防需要而辟经济泉源案》，该案指出要加强江海河道以及铁路建设。五全大会之后，加快了铁路建设的步伐，且进展顺利，取得的成绩也较显著。到1937年7月，已建成铁路1．3万公里，其中从1936年到1937年7月的一年半中，筑路2030公里，平均每年达1353公里，为旧中国历史之最。

公路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至七七事变前夕，中国公路总长度已由1927年一千公里增加到10．95万公里，计有干线21条，支线15条，初步形成了全国公路网络。交通建设步伐的加快，对于抗战初期中国在较短时间内集结众多兵力和军用物资起了重要作用。

总之，抗战爆发前夕，南京国民政府加大经济建设的力度，取得的成效也较显著。据统计，仅1936年一年的建设成果就超过了1931年至1935年间的建设成果，而1931年至1935年的建设成果又相当于民国以来20年的总和，这些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国长期抗战的物质基础。

3．寻求外交支持和处理华北事变

随着日本侵略野心的日益明朗化，南京国民政府也积极致力于寻求外交支持。

改善中苏关系。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力图改善自中东路事件后断绝的中苏关系，以寻求苏联对中国抗日活动的支持。经过多方努力，1932年12月12日，中国驻国联首席代表颜惠庆和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在日内瓦交换复交照会，一度断绝的中苏关系开始恢复。中苏复交后，双方就建立中苏同盟问题进行了多次协商。1934年3月，杨杰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苏。10月，蒋介石又派蒋廷黻访苏，蒋向苏方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站在日本方面反对苏联。

1935年5月，蒋介石又指示颜惠庆向苏方表示，一旦苏日战争爆发，中国军队支持苏联。10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又成立了以立法院院长孙科为主席的中苏文化友好协会，进一步做出对苏友好的表示。1936年10月，蒋介石派蒋廷黻出任驻苏大使。在中苏关系改善的基础上，1937年4月，孙科与鲍格莫洛夫就苏联援华方式进行会谈，会谈结果，苏联答应以战争贷款方式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且利率优惠。中苏关系的改善，为中国抗日战争创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周边国际环境。苏联以武器贷款的方式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对中国的抗战是个巨大的支持。

谋取欧美国家的经济援助。中国经济落后，南京国民政府难以进行充分有效的战争准备。蒋介石曾坦白得说过，“就是日本人让我们来尽量准备国防，我们人力和财力哪里能赶得上呢？”于是南京国民政府便利用帝国主义在华矛盾冲突，多方寻求欧美国家的经济援助。

长城抗战失败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开始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加紧联系。1935年，宋子文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会谈，试探美国的态度。华北事变后，中国银行董事长陈光甫等人再次抵美，希望取得美国对中国币制改革的支持，其结果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

1935年12月，蒋介石派铁道部部长张家墩赴欧洲与各国进行铁路投资谈判，从1936年起，先后与德、英、比、捷、法等国签订了数笔铁路贷款协定。据统计，从1936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国民政府与欧洲各国签订的铁路贷款高达1．57亿美元，对中华民族的抗日是有利的。

（三）他回南京后，周可以直接和他谈判。 (3)

（三）他回南京后，周可以直接和他谈判。 (2) (2)

此外还与欧洲各国达成多笔其他各种借款协定。1937年春，孔祥熙访欧，与荷兰孟德宋公司达成中国银行信用借款100万荷币；从法国银行团分别取得中央银行调整金融借款2亿法郎，购置军用飞机贷款1．2亿法郎；与捷克司各达公司达成购买飞机、工业材料借款一千万镑等多笔借款协定。后因抗战全面爆发，这些和约未能全部兑现。

在外患日甚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谋取的大批外汇造成了英美等国在华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扩张。但也增加了中国对急需军用物资的购买力，充实了法币的外汇保证。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日益猖狂，先是在东北扶植清废帝溥仪建立伪满洲国，而后又发动了上海一二八事变，接着日本又将侵略的矛头指向华北内地。自1935年夏季起，日本侵略者策动的华北五省自治逆流甚嚣尘上，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问题。

其实日本对于华北图谋已久。1931年11月，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军部起草了《对苏中两国作战计划大纲》，1933年春，板垣征四郎制订“华北联治政府”计划和5月份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向平、津特务机关下达《华北方面紧急处理方案》，《塘沽协定》后，日本以武力为后盾，全面加速侵略中国的步伐。1933年11月份的《帝国外交政策》的最后修正案，“支持中国大陆上的分治运动”，日本分离华北的政策已经越来越明朗化了。

1934年4月18日，关东军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向陆军参谋本部提交了名为《挽救华北的政策》的机密文件，露骨地宣称“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便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1935年1月4日，关东军召开大连会议，决定华北问题必须整个解决，要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意图扶持傀儡政权。

最初，日方曾希图扶植一些失意军阀，如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之流，但均未奏效。接着，把目标对准了华北地方实力派人物，企图利用历史上反蒋的影响，假其手而达成自治，他们首先看中的是阎锡山和韩复榘。蒋介石为了拉拢华北实力派，尤其是为了稳住阎锡山，在由成都返回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时，中途特意绕道先赴开封，后至太原，向阎锡山表示慰问和安抚。蒋的行动立时见效，阎锡山决定去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表示“服从中央”。蒋闻之甚是满意，通报华北将领，以为勉励。

1935年上半年，在日中“亲善”、“提携”的幌子下，日本加速了分离华北的行动，先后发动了张北事件、察东事件等。国民政府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军代表土肥原签订了《秦土协定》；7月，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订立《何梅协定》，丧失了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

就在蒋介石忙着安抚华北将领时，10月，日本又指使汉奸在河北省香河县暴动并占领县城，香河事件发生并在日本人的干涉下越闹越凶，先是大肆策动香河自治，后日本发现香河事态扩大，自己获益不大，遂作罢。

喧嚣一时的“华北联省自治”计划最后不了了之，日本遂改弦更张，调整计划，寻求新的目标，他们挑中了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

1935年10月，日本驻天津领事致函宋哲元，要求其迅速取缔妨碍“自治”的机构，拘捕“反日分子”，在施加压力的同时，又许以“华北自治政府首脑”的职位，对宋哲元进行试探和引诱。11月份又出台所谓的《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决定将未来新的自治政权定名为“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政权首领为宋哲元。土肥原让宋哲元于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采取武力行为。

此前，蒋介石迭电宋哲元，软硬兼施，既鼓励宋要忍辱负重，无论如何要顶住压力与日方周旋，又警告宋不得“自生异动”，一切须听从中央，但却提不出任何具体有效办法。11月11日，宋哲元发出“直电”，公开要求国民政府“当机立断，实施宪政”，流露出对中央的不满。与此同时，关东军第一混成旅团正迅速集中，准备动用武力，进攻华北。时局日危，蒋在16日电示宋哲元，应坚忍镇定，以申正气，认为“国家存亡，吾人成败，皆在此一举”，希望宋哲元以不挠之精神，不卑不亢地与日周旋。

次日，宋哲元复电蒋介石，陈述华北局势危险万分，自己力量薄弱，只能支持一时，不可长久，请求中央支援。紧接着，蒋派自己的对日私人顾问张季鸾赴北平探听虚实，观察动向。同时，国民政府借口要在南京附近举行大演习，向江苏、安徽、河南等地增派军队，集中了几个师的中央军，缓缓北调。但日军可不吃蒋介石这一套，立刻做出强烈反应，集结了6个空军中队，摆出迎战姿态。

不久，宋哲元致电蒋介石表示，由于日本方面的压迫，他将不得不在11月20日至22日之间宣布自治。事实上，蒋介石已于19日通过秘密途径获悉，日本内部对于华北自治方案是存在争议的，有倾向于“自治运动”，应循序渐进，“避免要求过高”的意见存在，蒋感觉事有所图，当晚便电示宋哲元，要求宋详察敌情，坚忍主持，以救党国。

蒋介石在对日本内部矛盾了解之后，对在华以土肥原为代表的强硬派给予了有力的回击，要求土肥原离开华北，粉碎了其“自治”计划。然而，土肥原不甘失败，立即又与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勾结起来，密谋“自治”。二人一拍即合，殷于11月25日组建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并鼓励宋哲元等起而效尤。日本方面以多种方式劝说宋哲元与殷合作共同自治，但宋最终还是坚持了“一切听从中央命令的立场”。不过，此时平津形势已岌岌可危。29日晚，宋哲元又电蒋介石将平津之危迫情势，叠陈之忧患电告蒋介石，请求中央速速采取行动，同时告急电的还有北平市长秦德纯、天津市长程克。

眼看着华北局势日益恶化，已呈朝不保夕之状，蒋急忙于26日密派刘健群火速北上，防止宋哲元危难关头势力不支，立场有变。11月30日，蒋又不顾日方反对，派何应钦北上“体察情势，负责处理”。日方唯恐何应钦来了之后，宋哲元会因此而靠近南京政府，力加排斥。宋哲元等人因地盘、权力等因素对何的到来反应冷淡。何应钦一行四处碰壁，权衡之下，何采取了中央在何出发之前所设计方案，允许宋哲元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12月12日，国民政府明令由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同一天，又正式宣布宋哲元兼任河北省主席。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日本侵略势力和国民政府方面在彼此都无法完全实现自身目的情况下相互妥协的产物。国民政府方面既不甘心拱手将华北五省让出，又不能对该地区实行有效控制，无奈之下做出了这样的选择。需要指出的是，宋哲元这个左右受制的地方实力派，在抗拒日本分离行径、维护中国领土的过程中顶住了各方压力，保持了民族气节，使得日方通过诱降宋哲元来控制华北的企图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