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三国两普南北朝时期(4)

蜀汉派右车骑将军廖化率军往沓中增援姜维；左车骑将军张翼等前往阳安关口拒守。令汉中诸将放弃汉中外围据点，收缩兵力退保汉城（今陕西勉县东）、乐城。

由于蜀军未对咽喉险道斜谷、骆谷、子午谷严加防守，被魏魏兴太守刘钦占领。钟会遂几路并进，直人汉中，留2万人围汉、乐二城，自率主力直下阳安关口，斩蜀将傅佥，收降蒋舒，继克关城（今陕西阳平关），长驱南下。

姜维知汉中难保，急摆脱邓艾，退往阴平，为抢先占桥头（阴平东南）的诸葛绪所阻。姜维佯作向北欲绕道而东，诱使诸葛绪离开桥头向北堵击时，姜维乘机迅速通过桥头，与廖化、张翼等合兵，据守剑阁。邓艾进至阴平，欲与诸葛绪合兵南下。诸葛绪不从，领军东向靠拢钟会。钟会欲专军权，诬告诸葛绪畏敌不前，将其押回治罪，随即统领大军南下，被姜维阻于剑阁。魏军因军粮不继，钟会准备退兵。邓艾上书建议，出奇兵从阴平经江油（今四川江油北）、涪县（今四川绵阳东），袭取成都。

十月，邓艾趁姜维被钟会牵制在剑阁，率军自阴平沿景谷道东向南转进，南出剑阁两百多里，钟会也派部将田章等跟进。邓艾率军攀登小道，凿山开路，修栈架桥，越过7百余里无人烟的险域，有时用毡裹身滚下山坡，出其不意地直抵江油，迫降守将马邈。继派其子邓忠等进攻退守绵竹的蜀将诸葛瞻，与战失利，邓艾乃亲临督战，遂克绵竹，斩诸葛瞻。然后，一鼓作气、攻陷雒县（今四川广汉北），逼近成都。蜀后主刘禅惊恐失据，感到大势已去，在主降派劝导下，决定向邓艾请降。姜维惊悉绵竹失守，恐腹背受敌，即引军退至巴西境，至邦县（今四川射洪西）时，奉刘禅之命，往涪投降钟会。邓艾率军人成都，蜀汉灭亡。

此战，魏征西将军邓艾趁两军主力相持之际，率偏师出奇兵，行大纵深迂回穿插，绕过蜀军的正面防御，直捣蜀都成都，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著名的奇袭战例。在三国中，司马氏掌政下的魏国，势力最强，迈开了统一中国的重要一步。

晋灭吴之战

晋灭昊之战，是统一全国的战争，也是强者消灭弱者的一场战争。量具有各方面的优势，但仍经过长期准备，精心策划，严密部署，终于迅速取胜。弱小的吴国面对强敌，反而轻敌大意，毫无有效全面的防备措施，结果一败涂地。

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司马昭的灭蜀，使司马氏势力进一步加强。成熙二年（265年）八月，司马昭病死，子司马炎嗣相国、晋王位，继掌魏国朝政。同年十二月，司马炎废魏元帝曹奂，自登皇位（即晋武帝），改国号为晋（史称西晋），改元泰始，都洛阳。这样，魏灭蜀、晋代魏，变三国鼎立为晋与吴的南北对峙。

司马昭曾有灭蜀之后三年就灭吴平天下的设想，但灭蜀后，因师老民瘦，又缺乏灭吴所必不可少的一支强大水军，灭吴之举暂停。司马氏转而采取措施整顿内部，如任用贤能，废除苛法，减免赋役，劝课农桑，兴修水利，以此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经济，加强实力基础。司马氏还特意厚待归降的蜀国君臣。如封刘禅为安乐公，后来还征用诸葛亮孙诸葛京“随才署吏”，其他蜀国降臣封侯者有50余人，以此稳定巴蜀之众，又示意东吴，收买吴国人心。晋代魏后，晋帝司马炎又遣使与吴讲和，作缓兵之计。但与此同时，司马炎抓紧时间，开始作进攻吴国的军事准备。

晋泰始五年（269年），晋武帝以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襄阳（今湖北襄樊）；卫再都督青州诸军事，镇临笛（今山东临淄北）；司马仙都督徐州诸军事，镇下邳（今江苏邳县西南），以这些地区作为进军的基地。羊祜是极力主张并参与密谋灭吴的主要大臣之一，他曾在襄阳与东吴名将陆抗对峙，善施恩惠，如主动送还吴军俘虏、吴国禾麦、吴入射伤的禽兽等，使“吴人翕然悦服”。吴人北来归降者不绝。迫使陆抗只得采取“各保分界，无求细利”的方针，不敢贸然行事。另一方面，羊祜率部众又练兵，又生产，提高晋军的战斗力，使晋军由“军无百日之粮”变为“有十年之积”。羊祜死后，继任者杜预继续练兵习武，囤积军粮，加紧备战。

泰始八年（272年），司马炎以王浚为益州刺史，密命他制造大船，训练水军，“为顺流之计”。王浚遂着手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两千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往来……舟楫之盛，自古未有。”一支强大的水军在长江上游逐渐建立起来了。

正当晋朝国力日盛，积极准备平吴的时候，江东的孙吴却是每况愈下。早在孙权晚年，由于赋役苛重，吴国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已有所发展，社会矛盾加剧。晚年的孙权，“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搞得朝臣人不自安。孙权死后，围绕继位和权力问题，引发了一连串的宫廷内争和帝位更迭，进一步加剧了吴国的混乱。及至吴元兴元年（ 264年），孙权之孙乌程侯孙皓被迎立为帝后，情况更加不可收拾。孙皓昏庸无道，即位后尽情享乐，好酒色，兴土木，搞得吴国“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畜”，人民揭竿而起，朝臣离心离德。孙皓对西晋的威胁，毫无戒心，有时也派兵攻晋，但多因草率而无功。他迷信长江天险可保平安，从未认真在战备上下功夫。名将陆抗觉察到晋有灭吴的意图，曾不止一次上疏要求加强备战，他还预见到晋兵会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特别要求加强建平（今湖北秭归）、西陵（今湖北宜昌东南、西陵峡口）的兵力。壬浚在蜀造船所剩碎木顺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吾彦取之以呈孙皓说：“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孙皓对陆抗、吾彦的建议和警告，一概不予重视。陆抗也在忧虑中死去。吴国的衰落，孙皓的昏庸，为晋的顺利灭吴，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成宁五年（279年），王浚、杜预（时羊祜已死）以吴主孙皓“荒淫凶虐”，上书建议司马炎“宜速征伐”，举兵平吴。司马炎即于这年十一月开始了平吴的大进军。晋军基本上按羊祜生前制定的作战计划，分六路出击：镇军将军、琅砑王司马铀自驻地下邳向涂中（今安徽滁河流域），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由和州出击），建戚将军王戎向武昌方向进攻，平南将军胡奋出击夏口（属今湖北武汉），镇南大将军杜预自驻地襄阳进军江陵（今湖北江陵），龙骧将军王浚、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之卒浮顺江流而下。晋军东西凡20余万，以太尉贾充为大都督、行冠军将军杨济为副，总统众军。为了协调行动，司马炎命王浚的军队下建平时受杜预节度，至秣陵（即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时受王浑指挥。晋军分路出击，意在迅速切断吴军联系，各个击破，其中西面晋军主攻，东面晋军牵制吴军主力，最后夺取吴都建业。

这年十二月，王浚、唐彬率军7万沿江而下。明年（即太康元年，280年）二月克丹杨（今湖北秭归东），寻进逼西陵峡。吴军于此设置铁锁横江，又作铁锥暗置江中，以为以此即可阻止晋军前进，竟不派兵防守。王浚早已预作大筏数十个，缚草为人，立于筏上，使水性好的士卒以筏先行，筏遇铁锥，锥即着筏而去，又用大火烧融铁锁。晋军顺利排除了障碍，一路势如破竹，进克西陵，继克夷道（今湖北宜都）、乐乡（今湖北松滋东北，长江南岸）。

与此同时，杜预率领的晋军，几乎兵不血刃，夺取了江陵，胡奋克江安（今湖北公安西北），所刭之处，大多不战而胜。随即司马炎又命王浚为都督益粱二州诸军事，要他和唐彬率军继续东下，扫除巴丘（今湖南岳阳），“与胡奋、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顺流长鸯，直造秣陵”。同时命杜预南下镇抚零陵（今湖南零陵）、桂阳（今湖南郴县）、街阳（今湖南湘潭西）。于时王浚遵命即克夏口，与王戎联军夺取武昌，随后又“泛舟东下，所在皆平”。至此，晋军主力已完全控制了长江上游地区。

至于东面，太康元年正月，主浑率晋军已抵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一带，准备渡江进逼建业。吴主孙皓慌忙异常，急令丞相张悌率丹阳太守沈莹、护军孙震等率兵3万，渡江迎击。结果晋军大胜，临阵斩杀张悌、沈莹、孙震等吴将士5800人。吴国上下大震。王浑宰军逼近江岸，部将建议他乘胜直捣建业。但王浑以司马炎只命他守江北，拒纳建议，停军江北，等待王浚。这时琅砑王司马他的晋军也进抵长江，威胁建业。

三月，王浚军东下抵达三山（在今江苏南京西南）。吴主孙皓遣游击将军张象率舟军万人抵御，但吴军毫无斗志，“望旗而降”。孙皓企图再凑2万兵众抵抗，这些士众却于出发前夜，即尽逃亡。至此，吴国已无兵可守。各路晋军兵临建业。孙皓用大臣薛莹、胡冲计，分别遣使奉书于王浚、司马伯、王浑处求降，企图挑拨离间。按司马炎原先的规定，这时的王浚晋军应由王浑节度，而王浑屯兵不进，又以共同议事的名义，也要王浚停止进军。但王浚不顾王浑阻拦，于三月十五日以戎卒8万，方舟百里，鼗噪而进建业。吴主孙皓面缚出降于王浚军前，吴亡。晋统一全国。

此战，西晋准备周密充分，善择战机，兵分多路，水陆并进，发挥强大水军作用，临机果断，一举获胜。吴主昏庸，防务松弛，将士离心，缺乏统一对策，招致节节失败。晋灭吴后，东汉末年以来分裂数十年的中国复归统一。

石勒开国之战

在十六国时期的诸胡政权中，后赵的创建者羯族人石勒，是著名军事统帅；他不仅在治国安民、缓和********以及恢复北方的社会经济方面，作出过许多贡献，而且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石勒一生，戎马倥偬三十年，身经百战，多以智谋权略取胜，尤其是他所指挥的保卫裹国、智取幽州和决胜洛阳三个战役，在战略战术运用上，均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为我国古代的战史，增添了光辉。

石勒是在西晋末年的农民起义中登上政治舞台的。西晋永嘉元年（307年），他随同汲桑一道率牧奴起义于茌平（今属山东），后来遭到西晋统治者的镇压，使刚刚兴起的农民战争，受到了挫折。严酷的现实使他认识到“兵马当有所属”。于是率残部投奔了起兵于并州并建立了汉政权的匈奴贵族刘渊。从此，他便走上了与刘氏联合反晋的道路。在随后的几年中，他率领部众南征北战，足迹所至，遍于黄河下游及江淮流域的广大地区。石勒作战，善于捕捉战机，进退灵活，巧于周旋，有利则急攻，不利则远走，因而能连连取胜，对西晋统治者进行了沉重打击。在此过程中，他的势力也逐渐壮大，部队发展到10万人。

永嘉六年（312年）秋，石勒宰军进据襄国（今河北邢台），在此建立了根据地，并乘胜向北发展势力，威胁到盘踞在蓟城的晋幽州刺史王浚。当年十二月，王浚命督护王昌，会同鲜卑辽西公段疾陆眷及其从弟段末卡丕等统率10万大军，向襄国进逼，妄图一举将石勒消灭，面对王浚军的大举进攻，石勒也分遣诸将进行阻击。王浚军多由勇敢善战的鲜卑兵组成，其中的段末柸部，尤为骁勇。石勒派出的阻击部队，屡为其所败，军中将士，普遗产生了畏敌情绪。石勒鉴于襄国的城堑未固，储粮不丰，又外无援兵，担心长此下去襄国难保，打算倾城出动，与敌军决一雌雄。可是他的部将，多不同意。他们认为，敌军的来势凶猛，应该坚守城池，待敌军师老自退时再进行追击。正当石勒举棋不定的时候，谋士张宾和部将孔苌给他献了一条妙计。他们指出：敌军远来，连战克捷，以为我军孤弱，不敢出战，时间久了，就难免出现松懈情绪。敌军的精锐，尽在鲜卑段部，我们应当坚守不出，故意向敌军示弱，暗中在北城修凿突门20余道，等待敌军靠近而又列阵未整之际，我军出其不意，从突门杀出，直接冲击段末枉的营帐，末坯措手不及，必然会被我军击败。只要劲敌末坯部一败，其余的敌军，就会不攻自破。石勒欣然地接受了这一建议，命令部下照计而行。不久，疾陆眷等果然向北城发起了强攻，由于连攻不下，士气沮丧，有的竟“释杖而寝”。石勒见时机成熟，于是让部下打开突门，传令孔苌督精锐之师向敌军发动突然袭击，同时命城头上的将士呐喊助威。孔苌出城后，率部直接冲人段末坯部，末坯从营内杀出，至北城门外，被石勒军活捉。疾陆眷见形势不妙，急命回撤，敌军顿时大乱，纷纷夺路而逃。孔苌率军追击，将敌军打得大败。缴获敌军战马5000余匹。战后，诸将劝石勒杀掉段末坯，以泄愤恨。石勒认为，辽西鲜卑，是北方一支强大势力，他们与自己“素无怨仇”，不过是被王浚欺骗和利用，不能杀一人而结怨于一国。于是遣使同疾陆眷结盟，并决定将末坯也放回辽西。临行之前，石勒还厚待末坯，同他结为父子。末坯非常感激，在返回途中，每日必朝南三拜。从此，辽西鲜卑“专心附勒，王浚之势遂衰”。

襄国保卫战胜利后，石勒在谋士张宾的辅佐下，一方面整顿内政，恢复境内的生产；另一方面，又分派诸将向四周拓展疆土，在此基础上，他又同张宾一道，谋划了一个奇袭幽州，活捉王浚的计划。

王浚原是西晋的幽州刺史，晋怀帝在洛阳被俘后，他虽然在名义上仍称晋臣，实际上已成为一方割据势力。王浚治幽州，为政苛暴，赋敛无度，搞得境内民怨沸腾，只是因有辽西鲜卑和乌桓的支持，他才暂时得以割据一方。襄国之战失败后，鲜卑、乌桓相继叛离，他的势力就日渐衰落了。

建兴元年（313年）十一月，石勒开始谋取幽州。张宾献计说：王浚名为晋臣，实欲废晋自立，只是担心得不到四海英雄的支持，特别是将军您的支持，才不敢公开称帝。如果将军肯屈尊一时，投其所好，必能取得他的信任，这样，幽州就会唾手而得。石勒采纳了张宾之策，派王子春为使，携带珍宝和一封劝进表去见王浚。在劝进表中，石勒盛赞王浚的“功德”，假意劝他要顺天应时，早登帝位，自己将像对待天地父母一样诚心奉戴。王浚见表大喜，当即遣使报聘，回赠了石勒许多礼物。

第二年（314年）正月，王子春偕王浚的使者来到襄国，石勒大礼相迎，并把精兵劲卒隐藏起来，用老弱残兵和空虚的府库让使者参观，随后又修书给王浚，声称自己将于三月中旬，亲至幽州尊奉王浚为帝。在打发走王浚的使者后，石勒又向王子春探明了幽州的实情，做到了心中有数。

王浚的使者回到幽州后，向王浚报告说：石勒“形势寡弱，款诚无二”。王浚信以为真，从此，对石勒就完全放松了戒备。

二月，石勒下令军队戒严，准备袭击幽州，但又担心据并州（治晋阳，今山西大同）的刘琨乘机袭击后方，所以迟迟不见行动。张宾猜透了石勒的心思，便对他说：王浚与刘琨，虽同为晋臣，实为仇敌。若修书与刘琨结好，刘琨喜我之顺服，而愿王浚之败亡，这样他就不会为救王浚而袭击我们了。石勒听后高兴地说：我难以解决的问题，右侯（指张宾）早替我解决了，我还有什么值得疑虑的呢！于是，一面遣使携带厚礼前往晋阳（今山西太原），向刘琨求和；同时组织了一支精骑兵，亲自率领，秘密地向幽州迸发。三月，军过易水，守将向王浚告急，王浚的左右也请求出兵阻击，王浚不高兴地说：“石公来，正欲奉藏我也，敢言击者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