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晚清时期的战争(2)

7月21日，担任主攻的英军右翼部队在金山附近顺利登陆后分一部进攻城郊西南的清军，另一部沿城直攻西门，经过激战，齐慎、刘允孝不支，率部退往新丰（今江苏丹阳）。担任牵制任务的英军左翼部队则在镇江东北北固山登陆，直逼城下，上午十时许，英军破北门。中午，英右翼部队用火药炸开西门后蜂拥而入。守城清军与侵略者展开了肉搏战、巷战，海龄督战到最后时刻自杀殉国，镇江失守。

此后，英军继续西进，8月9日抵达江宁江面，两天后耆英自无锡赶至，开始与英方和谈。8月29日，清政府与英方签订了外国侵略者强加于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条约规定：清廷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关税需同英方商定等。后来又规定英国在华拥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签约后，英军撤往舟山，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

鸦片战争是中国封建军事力量与西方资本主义先进军事力量的第一次较量。在这场战争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次用战争破坏、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军事制度。此后，中国的封建军事制度开始向近代军事制度转变，鸦片战争也是清朝军事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六年（1856年），当太平军与清军在长江中游和天京外围激烈争夺的时候，英法侵略者在沙俄和美国支持下，为攫取比<南京条约>更多的利益悍然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这场战争实质上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所以被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并未吸取战败的教训，清朝军事仍处于落后停滞状态，海防变化不大，沿海防备依旧十分松懈。

咸丰四年（1854年）、六年（1856年）英、法、美三国先后两次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均遭拒绝。英、法遂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借口，挑起事端。

“亚罗”号是一艘走私鸦片的中国船，曾在香港注册过，但已过期。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广东水师逮捕了该船上的海盗及涉嫌船员，英国驻华公使包令、驻广州领事巴夏礼等竟以此为借口要求广州当局释放人犯，并捏造广东水师捕人时扯落英国国旗，强迫清方向英方赔礼道歉，遭到两广总督叶名琛拒绝。英3艘军舰及2000名海军陆战队随即强行闯入虎门口。叶名琛以为英舰进犯只是虚声恫吓，下令清军不得放炮还击，致使荚军全占珠江内河及虎门要塞的主要炮台，进而炮轰广州城。10月29日总督衙署被击毁，英海军陆战队一度攻入外城，由于兵力不足，英军骚扰抢掠一阵后退出。12月，英军见无法达到入城谈判的目的，遂撤出虎门口外待援。事后，咸丰帝指示叶名琛采取“息兵为要”的方针，使清军在整个战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咸丰七年（1857年）春，英国议会通过了扩大侵华战争的提案，英国政府立即委任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领一支海陆军前往中国，同时约法国联合出兵。

自咸丰六年（1856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潜入广西西林地区传教被地方官吏处死后，法国政府一直以这个“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向清政府讹诈。为了迫使清政府就范，扩大在华侵略权益，法国接受英国邀请，任命葛罗男爵为特命全权专使率远征军参加对华战争。

8月底，额尔金、葛罗先后抵达香港，经过协商确定组成英法联军。不久，美国公使列卫廉、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也来到香港与英法合谋侵华事宜。侵略者决定先攻占广州迫使清政府同意谈判。12月12日、12月24日，英法公使向叶名琛发出两次通牒，要求限期让城。同时，联军舰队则已突人珠江内河，占领了与广州城隔江相望的河南地方。叶名琛仍以为敌人虚张声势，“惟日事扶鸾降乩，冀得神佑”，不做任何战守准备。

12月28日晨，英法联军炮击广州城，不久，联军约4000人登陆，清军千总邓安邦、副都统夹存等奋起反击，最终不敌，东同、四方炮台失守，尔后，联军分三路攻人大北门、小北门和东门。翌日下午，广州失守。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组成了“联军委员会”，以投降的广东巡抚柏贵充当广东地方傀儡政权的头目。叶名琛为联军俘获，押往印度加尔各答，第二年死于囚禁中。

成丰八年（1858年）正月，四国公使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派全权代表到上海举行谈判，遭到清政府拒绝。此时，清廷对这场侵略战争还是缺乏清醒的认识。咸丰帝在上谕中说“现在中原未靖，……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羁康之计”。只派刑部右侍郎黄宗汉为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赴广州与英法公使进行谈判。直到2月上旬，成丰帝才谕令直隶总督谭廷襄严密防范大沽。当时，大沽口外已集结有英法美俄四国战舰20余艘，4月20日四国公使会齐白河口处，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派全权大臣在北京或天津举行谈判，限令六天内答复，否则诉诸武力。清廷遂派谭廷襄与四国公使谈判，经过多次交涉，侵略者未能达其目的，遂动用武力。

5月20日，联军舰队开入海口，轰击两岸炮台。炮台守军英勇抵抗。不久，联军两支陆战队强行登陆，向炮台逼近，守军冲出炮台与侵略军展开白刃战。正当此际，谭廷襄等却从大沽村西逃，使清军士气大挫，各炮台相继陷落。英法联军占领大沽炮台后溯白河而上，于5月26日抵天津城下，扬育进攻北京。两天后，咸丰帝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赴天津议和。5月，清政府先后与四国公使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规定外国公使驻京，增开十个通商口岸，向英法赔款600万两白银，第二年在北京正式换约等。

<天津条约>签订后，双方都觉得不满意。咸丰帝深感皇帝的尊严受到了损害，对外国公使驻京，允许外国人在内地游历和传教等条款尤为不安。于是，成丰帝再派桂良、花沙纳前往上海与侵略者交涉，希望以免除关税为条件换取对条约的修改。英法政府则不满足于从中国攫取的特权，蓄意利用换约的时机重新挑起战争，向清廷勒索更多的权益。10月，英国以普鲁斯接管包令为驻华公使。翌年5月，普鲁斯到达上海，与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等密谋决定“不惜用武力来打开白河的大门，并继续向京城挺进”。

第一次大沽口之战失败后，咸丰帝命僧格林沁会同署直隶总督瑞麟负责天津一带防务，僧格林沁奏调各地兵力前往天津地区，使大沽口防守力量达到4000余人，同时增建了炮台，购巨炮分布要害，在海口配置铁戗，安排了三道拦河铁链，使大沽口防备得到很大改善。

6月17日，英法联军舰队驶抵大沽口外，6月23日，清廷谕令僧格林沁严守海口，并照会英法公使，必须由北塘登陆进京换约。侵略者未予理睬。6月25日，联军舰队开进海口，轰断两根拦河大铁链、一根大棕缆，又发炮轰击两岸炮台。守卫炮台的直隶提督史荣椿等沉着应战。

双方激战至下午，参战的联军舰艇几乎全被击伤，联军旗舰被击毁，舰队司令何伯身受重伤。海战失利后，联军企图向海口南岸强行登陆，遭到炮台清军猛烈还击，伤亡很大，战斗到半夜时分，侵略军被迫撤回舰艇，退出战场。第二次大沽口之战，英法联军遭到惨败，参战的十三艘英军舰艇中有六艘丧失战斗力，四艘被击沉或击毁，参战的1200名侵略军死伤达590多人。而清军在这次战争中伤亡仅30余人，大沽炮台只受到轻微破坏，取得了胜利。

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到伦敦和巴黎后，英法两国资产阶级煽起了新的战争狂潮，两国政府分别任命额尔金、葛罗为特命全权代表，陆军中将格兰特、孟托班为英、法远征军总司令，率领200余艘船舰、25000名军队开往中国。咸丰十年（1860年）初，联军到达上海，然后向北进犯。4月21日，联军占领舟山。

四月，占领大连湾和烟台，封锁了渤海湾。五月，美使华若翰和俄使伊格纳切夫也打出“调停者”的旗号北上渔利。此时，清廷只一心一意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既不了解侵略军动向，也不认真加强沿海防务，咸丰帝反而对大沽一带防务表示盲目乐观，僧格林沁也因大沽口之战取胜而滋长了骄傲轻敌之心，为了让英法公使从北塘登陆，他撤掉那里的守备，专守大沽口。

8月1日，英、法军舰30余艘、海军陆战队5000人由俄军带路，占据北塘。北塘被占，咸丰帝立即派恒福前往妥筹和议，遭侵略军拒绝。8月12日，万余名侵略军向新河发起进攻，清军马队2000人英勇冲锋还击，遭联军步兵合围，伤亡近400人，马队突围后又遭联军骑兵追击，损伤大半，新河失守。8月14日联军两路进攻塘沽，清军腹背受敌，激战数小时后退至大沽北岸炮台，塘沽陷落。清廷再次向联军提出息兵谈判，又遭拒绝。

8月21日，联军集中火力轰击大沽北岸炮台，随后，万余名侵略军登陆冲锋，双方鏖战多时，清军损失较大，弹药库又相继起火，渐渐不支，北岸炮台最后失守。僧格林沁见北岸炮台已失，担心难以抵御，遂尽撤南岸炮台守军，把炮台拱手让给侵略者，自宰17000余人撤至通州（今北京通县）一带。8月24日，联军占领天津。清廷又派大学士桂良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乞和。9月7日，咸丰帝觉得联军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表示要与英法决战。9月9日，联军向通州方向前进，决意进犯北京。咸丰帝又开始动摇，另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代替桂良继续谈判，9月14日，联军抵河西务，额尔金派巴夏礼等至通州与清方谈判，谈判中双方各持已见，难于共桌，三天后谈判破裂。

9月18日，咸丰帝下谕与侵略军决战。僧格林沁将巴夏礼一行39人扣押送京。当天，联军向张家湾发起攻击，清军马队为联军发射的火箭所惊，冲动步队，造成阵势混乱。在敌军攻击下纷纷溃退。僧格林沁所部3万人退守八里桥。9月21日发生八里桥之战，清军分三路抵御联军进攻。阻南路来敌的清军马队作战极为勇敢，毙敌千余人，最后因敌人火力密集被迫撤退。胜保部队遭炮击损伤重大，在敌军追击下逃回北京。阻东路来敌的清军瑞麟部未行开战先已溃散。阻西路来敌的清军僧格林沁部被敌军抄袭后路，憎格林沁甚为惊恐，于两军酣战之际乘骡车脱逃，清军军心动摇，纷纷溃逃。联军遂据八里桥。

八里桥失守后，清廷震惊万分，咸丰帝命恭亲王奕诉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留守北京督办和局，自率亲信、妃嫔逃往热河。8月22日，联军逼近京城德胜门外，后又直趋西北，僧格林沁、瑞麟部闻风而逃-联军闯人圆明园，抢掠一空。此时，奕等唯求停战谈判。10月13日，留守北京的清廷大臣将安定门交于敌人，联军未费枪炮进入北京。10月18日，联军再次洗劫圆明园，将这座“万园之园”付之一炬。随后，清政府被迫与英法侵略者签订了《北京条约》。联军撤出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获得了公使驻京、鸦片贸易合法化、内地传教、割让九龙司等特权，这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战后，那拉氏、奕等人发动“北京政变”，夺取了清廷最高统治权，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进入了“中外合作”时期，在“借师助剿”方针指导下，清廷最终血腥地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

中法战争

乾隆中后期（18世纪下半叶），法国在北美和印度的殖民竞争中败于英国，于是把目光投向远东，企图在印度支那地区建立据点，并打开一条通向中国西南部和中部的道路。到同治（1862-1874）年间，法国已占领越南南圻，控制了湄公河下游地区。随后，法国驻西贡总督杜白蕾派安邺率领一支侵略军进攻北圻，妄图沿红河直人中国。越南国王阮福时请求黑旗军出援抗法。

黑旗军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时期两广边境上的一支义军，后受清军逼迫，在首领刘永福带领下进入越南北圻，以保胜为根据地，继续发展势力。刘永福接受越南政府邀请后，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在河内近郊击毙安邺，大败法军。光绪九年（1883年）又在河内城西纸桥一带设伏，歼敌数百，毙法军军官李威利等30余人。越南政府因此授刘永福“三宣正提督”。不久法军以陆军进攻黑旗军，海军则占领了越南首都顺化，并逼签<顾化条约》，取得对越南的“保护权”。接着，法国的侵略矛头就指向了中国。

光绪九年（1883年）十一月，法国政府决定派遣一支由15000人组成的远征军，攻取红河三角洲的山西、北宁等地，驱逐那里的黑旗军及清军，以完全控制北圻。

面对法国武力进逼，清廷态度飘忽不定，朝内主战、主和两派分歧较大，但自<顺化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对法态度渐渐转向强硬，命广西巡抚徐延旭、云南巡抚唐炯驰赴北宁、山西前线，相机克复河内。在海防上则以天津、广东、长江下游为重点，加强布防。

12月11日，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孤拔率军6000分水陆两队，由河内向山西迸发。此时，负责清军西线指挥的岑毓英虽奉命力保山西，但尚未起程，驻守山西的只有黑旗军12个营和刚刚赶到的滇、桂军5个营，共5000人。12月14日，法军开始进攻，中国军队英勇抗击，未能击退来敌。12月16日，法军轰塌西门城楼突入城内，激战至夜，中国军队被迫撤往兴化。山西失守后，清廷严令岑毓英加强兴化防御，责徐延旭严守北宁。岑毓英即派吏部主事唐景崧与刘永福率全部黑旗军驰援北宁。但负责北宁防线的徐延旭虽拥兵50余营，共2万余人，却托病滞留谅山，命广西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担任前线指挥。

光绪十年（1884年）3月7日，法国远征军在新任总司令米乐率领下分水陆两路向北宁进军。3月12日，法军从北、东、南三面围攻北宁，当天上午，法军一部在城北夺占涌球（今答求，北宁东北4公里处）后，立即架炮俯轰北宁城，城内清军顿时大乱，在城外督战的黄桂兰、赵沃见状后放弃抵抗，分别向谅江、太原方向逃跑，清军全线崩溃，黑旗军也被迫撤回兴化，北宁陷落。法军乘胜追击，谅江、郎甲（今盖夫）、太原先后失守，清军退至谅山、镇南关一带。三月，法军转而西进，往山西运动，不久占据兴化、临洮、宣城一线，岑毓英后撤至保胜、河口一带。至此，红河三角洲的重要城镇全落人法军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