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隋唐时期的侠客(1)
隋唐时代的任侠风潮
隋朝历史短暂，在开国之初，一度社会繁荣，国家处于上升的态势。但是好景不长，至隋炀帝时封建帝国很快土崩瓦解。在这个短命的王朝中也产生过不少侠士和具有侠义气质的人物。开国功臣如杨素、刘权、沈光早年皆好任侠，而梁士彦、元谐等人后来谋反，与其侠烈脾性大有关系。由北周入隋的梁士彦从小任侠，因军功屡次获得升迁，后来密谋造反，被人告发而遭处死。元谐家世代豪门、性情具有豪侠气概，少年时与杨坚为同学，后来成为隋朝开国功臣，也由于谋反遭杀。虞庆则世代为北方豪杰，胆气过人，在当地侠客中声名赫赫。总之，隋朝开国武将中，出身武侠者很多。隋朝统治者对任侠者中的反叛者进行了严厉镇压，许多武侠因谋反而被杀。
隋末政治昏暗，反叛的烽火遍布全国。太原留守李渊乘机起事， 并最终荡平各路势力，实现了全国的统一。李氏父子当初打天下时，刻意 结交英雄豪杰，只要那人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便以礼相待，予以重用。特别是李世民，为人有平原、孟尝之风，他折节下士，热衷于养客，群盗大侠没有谁不愿意效死力的，其中著名的侠者有刘弘基、长孙顺德、丘和等人。
唐王朝建立后，中国进入了历史上的辉煌时代，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整个社会充满着昂扬向上的精神。一般来说，侠客大多出现在社会动荡时期，在一个政局比较稳定的时代侠客的活动空间是很有限的。但在大唐王朝近300年的历史上，任侠者风起云涌，社会上普遍弥漫着一股尚武任侠的风气，两汉以后侠风渐衰的局面得以改观，形成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任侠的高氵朝。
从宏观来看，唐代侠风的形成，有着深厚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唐人是由多民族混血而生成的，大有胡气，充溢着北方民族豪侠刚健的气概。自魏晋以来，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向中原地区迁徙，把好勇尚武的社会风习带人了文明礼仪之邦，导致传统的封建秩序相对松弛。剽悍的北方游牧习气使中原民风亦沾染了浓厚的“胡风”，为唐代侠风的盛行奠定了文化基础。就时代精神而言，唐代国力强盛，整个社会充溢着昂扬奋发、蓬勃向上的民族意识，英雄主义的社会思潮空前高涨。一言不合、拔剑而起的游侠尚武精神与此种时代气质相契合，自然成为人们心目中孜孜以求的理想风范。
唐代商贸经济和城市文化得到空前发展，市民文化更加发达，也是当时侠风盛 行的重要原因。在唐代，市民阶层及其组织起着贯通上层社会和下层杜会 的重要作用，促使侠在大众社会中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机会，一些上流社会 和下层社会的人士也加入其中，丰富了唐代民间侠的内涵，扩展了他们的 活动空间。多数侠客“轻死重义，结党连群，喑呜则弯弓，睚眦则挺剑”，保持了先秦游侠的良好风范。唐宪宗时的胡证是个膂力过人的民间侠客，当时的名臣裴度有一次微服私访，在酒楼里喝酒时，被一群流氓围困。胡证赶到酒楼，连饮三大杯，吓得流氓大惊失色。然后，胡证把铁灯架横放在膝上，对那些流氓说：“我们轮流喝酒，谁不喝干我就用这东西揍他。”接着他再饮数升，将酒杯挨个传给那些恶少，恶少中有没喝干酒的，胡证要用铁灯架打他们，恶少们吓得跪地求饶，被胡证赶出酒楼。京城长安的民间侠客还曾经在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帮助官兵击退了吐蕃军队。民间侠客不仅在男性中有，女性中也曾出现著名的侠客，她们的事迹同样动人心魄、感天动地。谢小娥为了替被强盗杀死的丈夫报仇，女扮男装，历经艰险，最后杀死和降服了数十名强盗。她和聂隐娘、红线女并称为唐代三大侠女。
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战火纷飞，民不聊生，整个社会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在社会陷入混乱不安的时候，人们崇尚气力，渴盼公正，这就为传统的仗剑远游、行侠仗义、轻财重施、闯荡江湖的游侠之风提供了适宜的社会环境。一些刚烈之士应时而出，以正义之剑铲除人间的不平，诞生了大批侠客。另外，各地方藩镇为了保存自我，侵权夺利，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他们蓄养侠士刺客，行刺利益上的敌手，此种风气也有利于任侠潮流的兴起。
公元702年，武则天开始推行武举制，许多贵族子弟投身武艺训练，争相任侠。武考的内容有射箭、马枪、负重、骑马等。武举制度的实行也一定程度促进了尚武任侠风俗的形成。同时，侠客的大量出现与唐人喜尚杂技武术密切相关。在唐代，杂技盛行于民间，不少杂技演员精通武术，在唐传奇武侠小说中多有所见。皇甫氏所撰《原化记》中《嘉兴绳技》述唐玄宗开元年间，嘉兴一囚犯在选拔杂技人才的比赛中表演绳技，一团绳，计有百余尺，“置诸地，将一头手掷空中，劲如笔。仍抛三二丈，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牵之。众大惊异，后乃抛高二十余丈，仰空不见端绪。此人随绳手寻，身足离地，抛绳虚空，其势如鸟，旁飞远扬，望空而去。”这个囚犯就是凭着绝妙的轻功和绳技得以脱出牢笼的。段成式在《酉阳杂俎》“盗侠”篇中提到的兰陵里老人，也是一个身怀绝技的江湖异人。黎干做京兆尹时，有一次他带着一班衙役到曲江祈雨，众人都远远回避，独有一位老人拄着拐杖站在路旁，并不在意。黎干见他竟敢如此冒犯，一怒之下命人将这老者打了二十大棍。没想到木棍打在他身上，就像打在鼓上一样。打完之后，老人像没事一样缓步离开了。后来黎干惊怕，亲自登门向老人谢罪。老人并不介意，走进室内，换了一身紫衣，抱出长短七口剑来到庭院舞弄起来。只见七口宝剑同时在空中翻飞，宛如银龙游于空中，黎干看得眼花缭乱，惊惧不已，伏在地上不停地叩头谢罪。
唐代任侠风气出现了不少新的气象。在以前，行侠者以武士居多，而在唐代出现了大规模的文人行侠。这些文士侠客大多追求一种侠的狂放气质，追求不同凡俗的游侠气概。他们虽然也有急人之难，仗义疏财的举动，但是多数是一种对侠的精神的崇尚和膜拜。他们在行为举止上率性而为，无拘无束，张扬自我，恣逞意气，不修小节，不守礼仪，充满着超越世俗羁绊的冲动。如唐代重臣姚崇、张说、李邕等人，尚气节，重然许，其侠义精神多为世人所称道。诗人李白、陈子昂、孟浩然、王翰、李颀、王之涣等无不有古游侠之遗风。他们或者慷慨悲歌，与人肝胆相照，赴人之难；或者狂放纵酒、飞鹰走马，聚众赌博。陈子昂任侠使气，到了十七八岁还不知书；王翰担任汝州长吏时，每天不理政事，热衷于与豪侠们饮酒打猎，击鼓狂歌，后来因此被贬职。王之涣少年时代便有侠气，和他一起玩乐的大多是长安城里的游侠少年，他们击剑悲歌，架鹰走马，纵情游乐。有的文人之侠甚至胆大妄为，做出有违天理之事。韦应物年少时放荡不羁，藏亡匿死，纵酒胡闹，将劫夺妇女视为任侠，并且得意洋洋，引为自豪。
在唐代文人中，豪侠之气表现得最明显的当属李白。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中有这样的自述，“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在诗作《赠从兄襄阳少府皓》中说道：“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上安州裴长史书》更是生动描绘出一个具有侠士风度的李白，“以为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士大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又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覃服恸哭，若丧天伦。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行路闻者，悉皆伤心。猛虎前临，坚守不动。遂权殡于湖侧，便之金陵。数年来观，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总之，李白一生无不带有浓厚的侠义色彩。唐魏颢《李翰林集序》说李白“少任侠，手刃数人”。唐刘全白《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说李白“少以侠自任”。《新唐书·文艺传》也说李白“击剑为任侠”。“侠气”构成了李白精神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文人行侠成为中国侠客史上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线。
在唐以前，侠者一般是男性，很少出现女性的身影。有唐一代，随着侠风的普遍流行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开放，产生了不少侠义女子。尤其在安史之乱以后，这些女侠投身平叛战争，面对国家危难，巾帼不让须眉，承担起扶危救困的重任。唐建中年间汴州的窦桂娘就是一位重义轻身，勇于为国除害的女子。据杜牧《樊川文集》卷六《窦烈女传》记载：当时军阀李希烈发动叛乱，攻陷汴州，自立为帝，抢走了窦桂娘。临走前，窦氏悄悄对父亲说：“您多保重身体，不要悲伤，我一定能消灭这个强盗。”后来，窦氏以她出众的容貌和过人的才华赢得了李烈希的宠爱。她与李烈希的部属陈先奇的妻子结为姐妹，通过陈妻对陈先奇进行离间，不久李希烈暴亡。其子继续作恶，窦桂娘用计使陈先奇将李希烈的妻儿斩杀。陈先奇后也被他人所杀。另一叛将见窦桂娘用计使自己人互相残杀，于是杀害了窦氏。像窦桂娘这样刚烈又有智谋的侠义女子是以前未曾出现过的。
唐代传奇小说中也描绘了不少极富传奇色彩的女侠，尽管这些人物大多是艺术上的虚构，但也一定程度地折射了现实生活。她们行侠不让须眉，义烈更赛男儿，构成唐代侠客群体中一个极具特色的组成部分。这些女侠中有忍辱负重、报仇雪恨的谢小娥、崔慎思妾、贾人妻等，有依附藩镇，为主效力的女侠红线、聂隐娘，有武功超凡的刺客精精儿、妙手空空儿等。特别是红线女行侠的动机在于“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谋安”，算得上是为国为民的大侠，达到了武侠精神的最高境界。唐代女侠中，还有武艺超群的女盗侠，像皇甫氏《原化记》里的“车中女子”，蔑视朝廷和法律尊严，敢于带领手下人偷盗宫中宝物，而且敢于从官城牢中将因此涉嫌被囚的无辜应举书生救出来。她们的英武形象是当时侠客活动的一种新现象。
在唐代，官侠中不少人能主持公道，不畏强暴，为民请命，在中国侠客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其中最典型的官侠要属唐肃宗时泾州刺史段秀实。据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记载：段秀实刚任泾州刺史时，汾阳王郭子仪以副元帅的身份住在蒲州。郭子仪第三子郭唏任尚书，代理郭子仪军营统领，驻军邠州，放纵其士卒横行不法。邠地懒惰、贪婪、凶残、邪恶之人，大都用财物行贿，把自己的名字混进军队里，就可以胡作非为。官吏不能干涉。他们每天成群结队在市场上勒索，不能满足，就残忍地打断人家的手足，砸碎锅、鼎、坛子、瓦盆，把它丢满路上，袒露着臂膀扬长而去，甚至撞死孕妇。邠宁节度使白孝德因为汾阳王郭子仪的缘故，忧虑不敢说。
太尉从泾州把有关情况禀告邠宁节度使衙门，希望能商议此事。到了节度使衙门就对白孝德说：“皇上把老百姓交给您治理，您看见老百姓被暴徒伤害，依然安闲自在，如果引起大乱，怎么办？”白孝德说：“愿听从您的指教。”太尉说：“我任泾州刺史之职，很清闲，事不多。现在不忍心老百姓没有敌人侵扰而遭杀害，以乱天子边地安危之事。您若任命我担任都虞侯，我能替您制止骚乱，使您的百姓不受侵害。”白孝德说：“很好。”就按太尉的请求任命他为都虞侯。
太尉暂任都虞侯一个月，郭唏手下的士兵十七人人城拿酒，又用刀刺伤了酿酒的技工，打坏了酿酒的器皿，酒流人沟中。太尉布置士兵逮捕了这十七人，把他们的头都砍下来挂在长矛上，竖立在城门外。郭唏全营士兵大肆喧哗，全部披上铠甲。白孝德大为震惊恐慌，召见太尉说：“你打算怎么办？”太尉回答说：“不要紧，请让我到军营中去劝说。”白孝德派了几十个人跟随太尉，太尉把他们全部辞退了。解下佩刀，挑了一个年老而跛脚的牵马，来到郭唏军门下，营内全副武装的士兵冲了出来，太尉笑着走了进去，说：“杀一个老兵，何必全副武装？我顶着我的脑袋来了。”全副武装的士兵惊愕了。太尉于是开导他们说：“郭尚书难道亏待你们了吗？副元帅难道亏待你们了吗？为什么要以变乱来败坏郭家的名声？替我禀告郭尚书，请他出来听我解释。”郭唏出来见太尉，太尉说：“副元帅功勋充满天地之间，应当力求全始全终。现在您放纵士兵干凶暴不法之事，凶暴将导致变乱。在天子身边制造变乱，要归罪于谁？罪将连累到副元帅。现在邠地邪恶之人用财物行贿，把自己的名字混进军籍中，杀害人，像这样不加以制止，还能有几天不会引起大乱？大乱从您军中产生，人们都会说您倚仗副元帅，不管束士兵，这样一来，那么郭家的功名还能保存多少呢？” 话没说完，郭唏一再拜谢说：“有幸蒙您用大道理来教导我，恩惠很大，我愿意带领全军听从您的命令。”回头呵斥手下的士兵：“都解下铠甲，解散回到队伍中去，胆敢再喧哗的处死！”太尉说：“我还没吃晚餐，请代为备办些粗劣的食物。”已经吃完了，说：“我的老病又犯了，想请您留我在军门下住一晚。”叫赶马的回去，明天再来。于是就睡在军营中。郭唏不脱衣，告诫负责警卫的卫兵打更以保护太尉。第二天一大早，同至白孝德住所，道歉说自己无能，请允许改正错误。从这以后邠州没有发生祸乱。
在此以前，太尉在泾州，担任营田官。泾州大将焦令谌夺取民田，占为已有，多达几十顷，租给农夫耕种，说：“谷子将成熟时，一半归我。”这一年大旱，田野草都不长。农民将旱情告诉焦令谌。焦令谌却说：“我只知道收入谷子的数目罢了，不知道旱灾。”催逼得更厉害。农民都将要饿死了，无法偿还，就告到太尉那里。太尉写了判决书，语言很是谦和，派人劝告焦令谌，替农夫求情。焦令谌大怒，将农夫叫了去说：“我难道怕段某吗？为什么竟敢议论我！”拿判决书铺在农夫背上，用大杖打了他二十杖，农夫快死了，将他抬至太尉衙门的庭院，太尉大哭，说：“是我害苦了你。”于是取水洗去农夫身上的污血，撕破自己的衣裳，包扎农夫的伤口，亲手敷上良药，早晚亲自先给农夫喂食物，然后自己才吃。将自己的坐骑卖掉，买谷子代农夫偿还地租，不让那农夫知道。
临时驻扎在径州的淮西军统帅尹少荣，是个刚强正直之士。来到焦令谌的住处，见到焦令谌大骂说：“你真的算得上是人吗？泾州田野如同赤土，人都快饿死了。而你却一定要得到租谷，又用大杖打无罪的人。段公是仁慈而有信义道德的人，而你却不知道敬重。现在段公仅有的一匹马，低价卖了买谷子送进你家，你又不知羞耻地收下了。总之你的为人，是不顾天灾、冒犯长者、打击无罪者之辈，还取仁义之人的谷子，使段先生进出无马骑，你将凭什么面对天地？”焦令谌虽然凶暴傲慢，然而，听了尹少荣的话却也深感惭愧，汗流浃背，吃不下东西，说：“我终究不能再见段公了！”一天傍晚，恼恨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