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宋元明朝时期的侠客(2)

吕用之吓得魂不附体，自知遇见了仗义的豪侠，只恐脑袋搬家，不敢怠慢，连夜遣人将刘妻及所受财物如数送还刘损。刘损夫妻又得团圆，也不敢再在此停留，连夜启船离开扬州。欲感谢这位虬须大侠，虬须叟却已悄然不知所在了。

2．深明大义之侠——秀州刺客。

重惩戒、慎杀戮、明道义是宋代侠客的一大特点。罗大经《鹤林玉露》所载的“秀州刺客”，不肯事贼，是非分明，便是一位武德高尚的大侠。此事又见明王世贞《剑侠传》卷四。叙宋代苗傅、刘正彦叛乱时，张魏公在秀州，欲兴兵讨贼。苗、刘二人因此打算派一刺客前去刺杀张魏公。

一天夜晚，张魏公独坐观书，侍从皆已入寝。他忽然见灯烛之后有一人持刀而立。张魏公知其必是刺客，便问他是否是受苗、刘二人所遣前来。这刺客见张魏公如此沉着坦然，不禁生出几分敬意，就答说：“是”。张魏公于是又说道，“既然是这样，可将我的头取去。”不料这刺客却说：“我本不愿为叛贼利用，故不肯杀公。唯恐公防备不严，遭人暗算，今特来相告。”

张魏公感其高义，欲以金帛相赠。这刺客却说：“若贪财物，我杀了你还怕无钱财？”张魏公更为其侠义所感，就想把他留在身边作侍卫。这刺客又说：“家有老母，不敢不惜此身。”言毕告辞出门，蹑衣一跃，跳上房顶。其时正值子夜，月如白昼。只见刺客飞身而去，转眼已不见踪影。 3．剑术奇人——张乖崖。 张师正《倦游杂录》和何蓬的<春渚纪闻》中都记载有张乖崖行侠的事迹。可见此人实是北宋时的一位大侠。张乖崖，名咏，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进士，官至枢密直学士、吏部尚书。据说他年轻时喜任侠，学击剑，也曾求仙学道，跟陈抟老祖是朋友。

《倦游杂录》载，张乖崖年轻时，有一次去汤阴县，县令给他不少钱帛，乖崖即命小僮牵驴，搭着这些钱帛回老家。有人对他说，这一路人烟荒芜，盗贼很多。为防不测，可约三五个同路人结伴而行。张乖崖是个孝子，时值深秋，家中父母尚无御寒之衣，哪里等得及呢？就带着小僮上路了。

傍晚时分人一孤店。这开店的是个老头，见乖崖是个平常书生，带着这么多钱物，便以为这是送到口中的肥肉，就与两个儿子密谋图财。张乖崖偶尔听到此事，也佯装不知。到了半夜，店主的长子果然来推房门，乖崖在里面以力相拒，相持片刻之后，乖崖突然抽身而退，对方踉跄仆倒在门内。乖崖即挥短剑杀之。接着又如法杀其次子。然后，乖崖索性寻到店主老头儿，也将其处死。放一把火烧了客店，带小僮牵驴而去。走了20余里，后面来的人告诉他说那客店失火，店中父子俱被烧死。

张乖崖年轻时虽然平常不露声色，却是个有胆有谋的汉子，且性嗜杀戮。但到后来他却变得相当宽容，不大显山露水了。据《春渚纪闻》卷三载：祝舜俞的伯祖隐居君家东墙之下有一棵大枣树，树干粗围数尺。一日，张乖崖来对隐居君说，他要借此树一试剑锋。隐居君没听说他有什么武艺，并未在意，也就答应了。乖崖起身，突然从袖中抽出一柄短剑，手起剑飞，竟将一棵二人合抱的枣树劈为两半。隐居君惊诧不已。问他是从哪里学来的剑术，乖崖才说他曾向世外高人陈抟老祖学过剑术，一向不曾露过，今日小试，实是献丑。隐居君从此对乖崖刮目相看了。

还有一次，张乖崖在路上偶然见一轻薄举子。本想去教训他一番，不料那人一见乖崖便躲在路旁，像老鼠见到猫一般。乖崖感到奇怪，就上前寻问，互通姓名之后，那举子才说他见乖崖状貌非俗，故不敢上前惊扰。张乖崖见他知过能改，也就宽谅了他。二人遂相伴而行，畅叙通霄，结为至交。

张乖崖剑术高超，却只在朋友面前亮相，而不肯以剑试人。虽是仗剑行侠，却极有分寸，见轻薄少年知过能改，也就不再施以武力。这种侠客显然不是以粗豪而立名于世的。

5．江湖神偷——“我来也”。

沈俶《谐史》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宋朝京城繁华的街市上，盗贼很多，他们的行迹十分隐密，不容易被人察觉，因而很难捉拿干净。赵姓官员做临安府尹的时候，有一个贼每次在人家里偷了东西以后，必定用白粉在门墙上大写“我来也”三个字。虽然官府想方设法捉拿追捕，但好长时间也捉不到他。“我来也”的名声，在京城里传得众人皆知，大家都不说捉贼，而只说捉“我来也”。

有一次，官府里的吏卒押送来一个贼，还说这个就是“我来也”，于是急忙把他送到监狱里审问。这个人根本不承认自己是“我来也”，加上又没有赃物可以证实，这个案件一直不能了结，这个贼一直被关在监狱里。一天他突然对看守的狱卒说， “我的确曾经是贼，可我不是‘我来也’，现在我自己也知道没有从这里脱身的可能，只是请求你好好地看顾我。我有不少银子，藏在宝俶塔第几层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去那里拿出来。”狱卒心想，宝俶塔是行人往来的要道，这个贼大概是要跟我开玩笑吧。贼见狱卒不相信的样子，就说：“你不用疑心，你只要到那里去，求神拜佛，把塔中的佛灯点上一夜，你彻夜不离开宝俶塔，自然会有机会拿到那银子。”狱卒半信半疑，还是按照他说的做了，果然得到了金钱，心中大喜。第二天再到狱里来时，偷偷地把酒肉拿给贼吃。

过了几天，贼又对狱卒说：“我有一瓮宝俶，放在侍郎桥下某处的水里，你可以再去取出来。”狱卒说：“那地方人多眼杂，怎么能拿出来呢！”贼说：“让你家里的人用箩盛着脏衣服到桥下去洗，乘势偷偷地把瓮搬出来放在箩里，再用衣服盖在上面，抬回家就行了。”狱卒又按照他的办法做了，这回得到的宝物比上回还多，第二天他又带上好酒好饭到狱里慰劳这个贼。狱卒发了财，虽然心里十分高兴，但是不知道贼的用意。

一天夜里，已经到了二更时分，贼悄悄地对狱卒说：“我想稍稍出去一会儿，四更过了我就回来，决不连累你。”狱卒说：“不行”。贼说：“我一定不会连累你。即使我真的不回来，你丢了囚犯一定是被发配到边远荒僻的地方，可是我送给你的那些东西，足够维持你的生活了。如果你不让我出去，恐伯你以后的悔恨要比放走了我厉害得多呀！”狱卒没有办法，只好放他出去了。狱卒坐在狱里等着，正在忧愁懊恼的时候，听见房檐间屋瓦上有动静，接着就见贼一跃而下。狱卒才放了心，又给贼的手脚重新加上刑具。

天亮打开狱门的时候，就听说有一个张家的来告状说：“昨天夜里三更，家宅被盗，丢了东西，偷东西的人在院门上写了‘我来也’三个字。”听了这篇状词，赵姓官员拍着书案说：“啊！几乎判错了这个案子，难怪他始终不承认呢。”于是叫出贼，仅仅以不该触犯禁止夜行的法律，判了他杖刑，打了棍子之后把他赶出临安府。

狱卒回到家里，妻子说：“半夜以后听见敲门的声音，我怕是你回来了，急忙起来去开门，只见一个人把两个布袋子扔进门就走。我把袋子藏起来了。”狱卒拿出袋子一看，里面都是金银制成的各种器物，方明白是贼偷了张府的东西，又拿来贿赂自己。

贼终于逃脱了。赵府尹虽然凭着自己敏锐的眼光和杰出的才能，也到底没有发觉“我来也”的诡诈，“我来也”真是聪慧而又狡猾。

从此狱卒就借口有病而辞了职，终生享受着温饱安乐的生活。他死了以后，子孙不能够维持家业，把家产全部挥霍一空了。

明清时期的侠风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专制统治最严厉最坚决的时代。鉴于历代历朝政权更迭的教训，大多注意裁抑豪强以巩固皇权。如明太祖即位时，马上改革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构，废去施行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和七百多年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分其权于六部，使之直属于皇帝。又以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分掌兵事，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分典刑狱，使之互相牵制，由此揽军政兵刑大权于一身。在地方则设布政、按察、都指挥使三司，在都察院下设监察御史，出则为巡按御史，上可弹劾官员，下以监察民情。又设通政司处理诉讼，平息纷争。为了强化国家武装力量，还创设卫所制度，遍布国中。同时颁布《大明律》，明文规定国家有权逮捕逃户，凡民有谋反大逆，必凌迟处死；有妖言惑众，必治死罪。劫囚者也要斩首，这是此前历代法律所没有的。明政府还通过人口普查，造策备案，每年审定，设置里甲制、关津制等办法，加强对人的控制。同时防止豪强隐匿土地、户口，对一些地区的豪强，迫其迁徙乃至抄杀。此外，还有锦衣卫之设。至明成祖继位，削减各藩王的势力，同时设立内阁制，六部以下皆无所统属，机要之任悉归内阁，而内阁则只作为皇帝顾问而存在。

清代中央机构基本沿用明代旧制，但在内阁外，别设国议，即由满族王公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其权力在内阁六部之上。同时在宫内设南书房，负责拟进谕旨。雍正时，又设军机处，作为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常设机构，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国议的权力削弱，皇帝的权力得到了加强。清政府还吸取明代太监专政的教训，裁撤了宦官二十四衙门，大臣所立奏章皆不再委诸宦官，而改由皇帝亲审。在地方，增设总督或巡抚，直接听命于皇帝。八旗军及绿营则到处驻防，监督地方保甲法的施行。清政府颁布的《大清律》集历代刑法之大成，其中对一切有碍专制集权的行为，都有明确严厉的惩罚措施。犯谋反等罪当施极刑自不待言，即如集会、聚众、罢市、喧闹公堂等，也属违禁之列。所以在清前期，即使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也只在小范围，以较小的规模出现。嘉庆以后．随着统治阶层的腐化和土地兼并加剧，遂不断有民众暴动，这种暴动许多是通过秘密结社的方式发动的，并且遭到清政府的严厉打击，最终归于消亡。

与加强专制统治相联系，明清两代的统治者还十分注重对儒家礼义的强调。如朱元璋用刑部尚书钱唐、侍郎程徐言，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固为圣人，但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道愈降而人心不坠者，全赖孔子之力。为使天下人皆读孔子书，行孔子教，诏令天下通祀孔子，以收拢人心。先前他读《孟子》，对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寇仇的说法十分不满，认为这话“非臣子所宜言”，诏议罢孟子配享孔庙，以后重又恢复。他还与耆儒论讲道德，兴起教化。制科取士，也一以经义为先，非圣人言不纳，非朱子言不采。康熙皇帝也尊奉孔子，夙好程朱，曾命人编《太极图论》，亲制《四书解义序》，以《理学真伪论》试士林。并还命人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尊朱熹配祠十哲之列，重用李光地、陆陇其、汤斌等理学名臣。他对传统经学也十分重视，以为依此可以正人心，厚风俗。并在康熙三十八年（1599年）进行大规模经籍传注的编纂，藉此宣扬忠君思想和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规范。可以说，与在政权建设上贯彻专制皇权，使之达到封建社会的顶峰相一致，这一时期统治者对思想的钳制，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基于上述政治情势，侠作为个人虽始终存在，有时还颇为活跃，如明人王泽，一家兄弟五人，都好任侠，他本人后来居然出致高位。但作为一种社会群体，不再享有秦汉时的隆盛地位，甚至也没有隋唐五代的赫赫声势。具体而言，在元末农民大起义过程中，游侠活动是颇为活跃的。据《明史》载，郭子兴、张士诚、陈友谅等人，都任侠喜宾客，喜游侠，乡里的人都敬畏他们。他们手下，即多游侠与士。以后如明正统年间，江西人邓茂七为众豪侠推举，聚众起事，自号“铲平王”．接连攻下福建二十几个州县，设官建政，声威大振。清末的石达开素来敬慕游侠，门下食客繁多，大多是两粤无赖儿，每天只是与健儿数十人驰马骑射，击剑舞枪为乐，不久与这些人赴金田参加太平军，也是游侠直接参与并领导农民起义的显例。

明清两代，也有不少游侠挺身而出，为国家民族尽匹夫之责的。《明史》载，嘉靖年间，慈溪人杜槐倜傥任侠，带领县民在余姚一带力敌倭寇，负伤堕马而死。又，《福建通志》卷四十九载：福建谢介夫好勇任侠，阴结死士，偷袭倭寇营地，复又率兵讨倭，力战之下，因援兵不到被害。有些游侠未留下姓名，如隆庆、万历年间，李成梁督辽事，抗击鞑靼察哈尔部的数次入侵，他召集四方健儿，给以优厚的待遇，让他们充当先锋，这“健儿”中就多游侠，故陈子龙《辽事杂诗》称“昔年游侠满辽阳”。他们为保卫大明边防，是作出自己贡献的，其事应该可与唐代的边地游侠同列。

明清换代之际，为了抵抗清兵的侵犯，不少侠客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据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五《拽梯郎君祠记》载：崇祯二年，清兵入遵化，逼近京师，攻下永平，烧杀掠夺。在攻昌黎城时，昌黎县的一个不知姓名的人，被清兵虏获。清兵令他搬运云梯到城下，他待清军登梯兵数人将上城楼时，将梯子拉翻在地，以此抗阻清兵攻城，而自己被清兵斩杀于城下，壮烈殉国。清兵连续攻城六日未能攻下，城池得以保全。

此外，明清两代还有一些文人少喜游侠，至晚年仍念念不忘，津津乐道，如明初林鸿、王恭，明中晚期赵山显等人即如此。还有余翔虽为诗人，却一生流浪江海，任侠好义。清吴县人徐波名列《清史稿·文苑传》，少时也有任侠的喜好和经历。

明清大部分侠客逐渐远离社会中心，作为一种“非正式群体”成员，甚至日渐丧失人格上的独立性和道德自律意识，虽不时仍有仗义疏财、扶危持颠的豪举，但更多的则投入到行险犯禁擅作威福的行列中。一些侠者并投身为豪强权贵的门客或家奴，练习弓马，喜好斗杀，依仗主家势力，横行乡里，欺压族党，甚至欺灭词讼，凭凌儒绅，成为危害地方的罪魁祸首。明谈迁《避暑漫笔》对他们多有贬斥，称此种人不灭，“则郭解之暴，将起于今日矣”。 此外，养客之风虽历千年而不绝，但经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末以后，毕竟日渐衰替，食客日益部曲化、家兵化，乃或向“私客”、“奴客”、“僮客”、“田客”转化，他们不被作为独立户看待，单独建立户籍，而仅以其籍附属于主人门下，成为“客户”，这多少使一些游侠从客观上失去了如秦汉游侠平交公侯，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人格独立的现实可能。至于那些不喜为人笼养，性情更狂放不羁的，既不愿意勤力田亩，以养家糊口，又不愿平平庸庸，老死篱下，为了生存，不免要投入一些非正当的活动。据明人姚旅《露书》的记载，在当时各色人等之中，有“响马巨窝”一类人，他们大多是游闲公子哥儿，属于游侠豪猾一类的人。家里躲藏着剑客，陈设豪华；去探取别人的钱物，仿佛是拿自己的东西一样。邻里羡慕他们的强势，官府也不敢追问。“响马”是指在路上劫掠财物者，因这些人在行劫时先施放响箭，故有“响马”之称。“巨窝”则指那些匿藏盗贼亡命及其非法所得的巨头。总之，明代的侠少有追随人主，凭一刀一枪建不世奇功，去博个封妻荫子的荣耀，如隋唐五代许多游侠常做的那样，而是沦为绿林劫掠者，是侠日益远离政治乃至社会中心的明显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