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妇者伏也(1)
夫妇之道为人伦之始，古人最重夫妻关系。为人妇然后为人母，也是古代妇女最正当的“职业”。但权利往往意味着更多的义务，这一点在主妇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她们对丈夫要贞，既包括婚后的守贞，也包括婚前的处女贞、丈夫死后的守节。丈夫如果不喜欢她们，总是有充分的借口为他们预备着，抛弃妻子只不过像喝杯水那样简单。她们对公婆要顺，这种顺是无条件的、全方位的，因为她们嫁的不仅是丈夫，更是家族。在和谐至上的古代社会，妻子如果不牺牲自己而追求个性发展，所谓的和谐社会就难以实现，因而不顺的妻子总是社会打压的对象，她们的必然结局就是被休。
§§§第一节夫妻关系
按照《说文·女部》的说法，“妻，妇与夫齐者也”，乍一看似乎夫妻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所谓妻与夫齐，本来的意思是说妻的地位随丈夫而变化。丈夫的地位高，妻子地位也高；丈夫的地位低，妻子地位也低。这恰好说明了妻子对丈夫的依赖性，夫妻地位是不平等的。夫妻地位不平等，表现在夫妻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夫妻婚姻为买卖婚，丈夫对妻子可以打、可以骂，需要了还可以转手倒卖。丈夫犯了罪，妻子也跟着受株连。如果夫妻犯了同样的错误，对丈夫的惩罚明显低于妻子。在讲究伦理的社会里，丈夫是家长，妻子是卑幼，同罪异罚也是必然结果。夫妻不仅生前不平等，死后享受的待遇也不一样，服制的不同正是这一现象的反映。
一、婚姻的买卖性质
男女地位不平等，自定婚之日起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的婚姻，实质上属于买卖婚，女方实际上是作为财物出让给男方的，一旦婚姻确定，女方即属男方所有，根本谈不上平等。
中国古代的婚姻形式主要表现为聘婚制，它表现为“非受币不交不亲”，带有明显的买卖婚痕迹，聘娶婚的程序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六礼”。“六礼”中，“纳征”指男方要向女方交付一定数量的聘金、聘礼。聘金、聘礼就是妇女的身价，女方条件越好，聘礼就越重，以财产多寡而论婚姻成为社会中常见的现象。王充在谈到当时婚嫁情形时说：“富贵之男娶得富贵之妻，女亦得富贵之男。”老百姓说的通俗些，说什么：“穷攀穷，富攀富，叫化子攀个拨浪鼓。”
不过，穷到什么程度或者富到什么程度，彼此恐怕都不清楚，所以定亲前探探对方家底显得极为重要。否则男方借点钱存到钱庄里冒充大款，结婚后女方岂不后悔？这时候就显着媒人的重要性了。当然，媒人不用直接问，只要漫天要财礼就行了。男方如果经济实力不够，满足不了女方的预期要求，这婚事只能告吹。对男方而言，也不是完全被动挨打。女方漫天要价，男方可以就地还价。毕竟女方要价是有虚头的，如不还价，肯定吃亏，到时退货就麻烦了。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讨价还价？估计跟这个传统有关。媒婆常发的牢骚是“我腿都跑细了”，媒婆小腿跑细并不是给男女双方传情书所致，而是双方价钱老谈不拢，媒婆就得一直在两边来回跑。有时好容易价格谈拢了，但媒婆却没好结果。比如女家恶意哄抬物价，又比如男家不守诚信，娶亲之日仍不兑现聘礼，这时候两头不是人的就是媒婆。
对于这种民风，道学家很不满意，蔡襄在福州做地方官，看得多了，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批评说：娶妻本是为了传宗接代，看重的应该是人品，可这些男女们左右谈的都是钱，一点素质都没有。司马光更上火，批评遍地都是贪财小人。娶妻时，先问人家能给多少陪嫁，嫁女时，先问人家能给多少聘礼。元代郑介夫说的更直白：收了人家的钱还说是聘礼，呸！这哪里是什么聘礼，不就是货物卖价吗？这与牲口买卖有什么区别？宋仁宗曾下诏“禁以财冒士族娶宗室女者”，由此可见，宗室女子嫁人，也是向钱看。只要钱多，出身就不用讲了，大家糊里糊涂过去也就算了。
婚姻买卖更严重的是公开化。比如清代宣统年间的湖南《永绥厅志》上记载说：苗族人婚姻嫁娶就像买卖货物一样，不讲婚姻之礼，只讲男方送牛马的数量，然后派中间人去说合就可以了。按当时的大致标准是一名女子用牛马五六匹就可以换回来。至于寡妇，本来是以改嫁为耻的，但为了几个彩礼钱，总是有人积极鼓励再嫁。比如湖南新化这个地方对妇女改嫁没有什么限制，但对于改嫁后的彩礼，夫家和娘家却争夺得相当厉害，以至于双方争执不下时，往往采取捆绑的办法把人抢走。其实，即使是今天仍有公开买卖婚姻的行为。某些贫困地区的男子娶不起妻子，也还是用买卖的方法为自己娶一个老婆。
对于公开的买卖婚，历代政府都明确反对，如北魏的法律规定：“卖周亲及妾与子妇者流。”就是说买卖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妾或者儿子的媳妇，都要遭受流放之刑的处罚。唐朝的法律规定，买卖人口作为自己的妻妾，要判三年徒刑。明清的法律条文对买卖婚都制定了一些条款。但规定是规定，民间仍是我行我紊，何况公开买卖与隐性买卖有时也就一线之差，很难辨别清楚。
二、夫可卖妻
由于妻子系花钱采购而来，形同物品，所以丈夫就有可能利用妻子保值、生息。如果需要，丈夫可以将妻子典卖，就像处理私人财物一样。
丈夫典卖妻子，先秦已存在，历代皆有，流行于宋、元时代，明、清沿袭成俗。唐代盂綮《本事诗》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唐玄宗李隆基的兄弟宁王李宪，由于受到皇帝的宠爱，地位高了，钱也多了，饱暖思淫欲。家里有宠妓数十人，都是上上之选，还不满足，偏偏看上了在他大宅门外卖烧饼小贩的老婆。据说这个卖饼者妻“纤白明媚”，宁王对她一见钟情，当下就给了这个小贩一大笔钱，将人家买了回来。对于这个小贩而言，可能打一辈子烧饼也挣不了几个钱，想发家致富门都没有。如今王爷赏脸，哪能敬酒不吃吃罚酒？毫不犹豫，就将老婆给出卖了。何况，让老婆跟着人家王爷过日子，总比跟着自己受罪强。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宁王虽然不缺女人，却格外宠爱这个小贩之妻，据说是“宠惜逾等”。
在这件卖妻案中，一个愿买，一个愿卖，按说没什么出奇的，问题出在宁王喜欢多事。一年后，宁王忍不住让小贩之妻忆苦思甜：你这一向可满意吗？早该把前夫给忘掉了吧。不料小贩之妻并未像现代女性那样，顺着他的意思回答，而是默无一语。宁王干脆把那个卖烧饼的叫到府上，让他们相见。这时候，小贩之妻看着小贩，“双泪垂颊，若不胜情”，弄得宁王老大的没意思，只好找个台阶下。当时宁王府上有客十余人，皆当时文士，宁王就命他们就此事赋诗以志留念。王维当时也在场，他看到此情此景，对小贩之妻深为同情，于是写下了“莫以今时宠，难忘旧时恩。看花满落泪，不共楚王言”，以昔夫人相比拟。宁王终于认识到感情的问题太复杂，贵为王爷，在一个女人心目中的地位，还不如一个卖烧饼的，最终大度地让他们夫妻团圆了。
上述卖妻属于一次卖绝，卖了按说就不能赎。何况免费回赠，也只有宁王这样喜欢作秀的人才能有此举动。由于穷人家娶个老婆不容易，所以能不绝卖最好还是不绝卖。据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至少在创造性方面这句话说得很对。到了元代，又出现了雇妻这一新生事物。雇妻形同租借，丈夫可以在一定期限内把妻子有偿地租让出去，但仍保持夫妻关系。在合同生效期间，雇主和被雇之妻可以自由地发生两性关系。丈夫不得过问，法律也予以保护。期满以后，妻子要按时回到丈夫身边，恢复正常的夫妻生活。如果雇主与人家老婆日久生情，女方就要斩断情缘。如果雇主只管纠缠，这时候国家就不客气了，就要以犯奸论处。赵翼《檐曝杂记》载，甘肃省男多女少，于男女之事非常看得开。如某人娶妻后不能生子，可以借他人妻子生育，明立书卷，过期后原夫领回。有的外地游客则租妻取乐，当然也要与人家丈夫立下条约，然后就可公开宿在男家，人家丈夫还要避到外面，直到合同到期，丈夫这才还家。需要注意的是，合同到期后，一天也不能多待，即使女方与游客感情甚好，也决不能违约。要想重续鸳梦，就得重订合约。近代闽浙山区，也有此俗，称作“挂帐”。
雇妻之事一直到近代都很流行。比如曾国藩手下大将鲍超，年轻时由于生计困难，就曾将妻子雇与他人。后来鲍超在平定洪杨之乱中立下大功，又将妻子赎了回来。用韦小宝的话说，这叫故尺情深。实际上鲍超确有对不起老婆之处，富贵后仍不忘故剑，也是鲍超可爱之处，不愧深受曾国藩多年教导。
除了卖与租，还有共享的。这种方法对丈夫更为有利，不但不会失去老婆，挣钱的同时照样能过夫妻生活。在这方面，东北的“拉帮套”最为出名。在东北某些地区，有的家庭生活较为困难，就可以招来无力娶妻的男子，让他做义务工，帮他们养家鍸口。当然，活不能白干，这时候老婆就显示出其价值来，通过提供性服务，达到各取所需的目的，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拉帮套”，
三、夫妻相殴
由于妻子属于丈夫的私有财产，两者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平等的，这里试以夫妻相殴加以说明。对于夫妻相互殴打事件，对于夫殴妻与妻殴夫的处罚是不同的，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对妇女的惩罚趋于加重，而对殴妻的丈夫相对宽容。
（一）对丈夫的惩罚逐渐减轻
关于夫殴妻，在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这样规定：如果妻子凶悍，丈夫对妻子加以体罚，不能超过一定限制。如果撕裂了妻子的耳朵，或折断了四肢、手指．或造成脱臼，丈夫要处以剃光鬓毛服劳役的刑罚。到了汉代，情况就不同了。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贼律》有关夫殴妻的规定是，只要丈夫进行体罚时没有用兵器，哪怕“决其耳”、“折肢”、“肤体”，也不用承担任何罪名。
再拿唐代与清代相比，也可发现同样的规律。唐代有关夫殴妻的规定是这样的：丈夫打伤了妻子，比常人打架斗殴处罪要轻二等。如果不小心打伤了，也得减凡人二等处罚。当然，丈夫应注意不能将妻子打死，打死了照样判绞刑。最严重的是用刀杀死或故意杀妻，这时要判丈夫斩刑。
明清法律明确规定，丈夫殴打妻子，没有致伤的，不论罪；致伤的，妻子告发，依凡人斗殴减二等治罪，致死的绞监候，故意杀害的绞立决。与唐代相比，量刑起点相同，都是致伤。不同的是，明清两代又多了妻子告发的规定，如果妻子不告，丈夫仍能免予处罚。但在男女地位极端不平等的社会里，让妻子告发丈夫，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估计大多数妻子都会选择忍耐，这实际上使丈夫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逃过惩罚。如果妻子因不堪虐待而自杀，则被认为是自寻短见，不承认丈夫对妻子威逼致死的罪名。如《清律总注》说：“家庭闺间之内，妻妾之过失不论大小，本夫殴非折伤也得勿论，自愿轻生何罪有之？”
另外，在适用死刑上，清代也比唐代减轻。唐代误杀适用绞刑，清代改为绞监候；故意杀人的在唐代适用斩刑，而在清代则适用绞立决，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二）对妻子的惩罚越来越重
对于妻子殴打丈夫的行为，一般均予严惩。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对妻殴夫的惩罚越来越重。比如，对于妻殴夫，唐代是这样规定的：如果妻子殴夫，处有期徒刑一年；若殴伤较重，量刑时比常人斗伤律加三等；如果殴夫致死者，要处以斩刑。明清两代则这样规定，如果妻子殴打丈夫，不管丈夫告发与否，均杖一百，如果有伤，加凡人斗殴三等治罪，若致残废，绞立决；倘若致死，则斩立决；若故意杀害就凌迟处死。
两相对比，我们发现在适用死刑方面，明清要比唐代严酷得多。唐代妻殴夫，只有致死，才适用死刑，而明清两代则致残就可适用绞刑。同时，唐代最高刑是斩，而清代竞适用凌迟酷刑。比如，嘉庆四年（1799年）．福建长汀钟学友被妻郭氏毒死，原来郭氏8岁就到婆家为童养媳，备受丈夫虐待，钟又把女儿出卖，这才起意害死丈夫，结果仍被凌迟处死。
（三）同罪异罚
同罪异罚是夫妻不平等的重要表现，这在夫妻相殴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仍以汉代为例，同是《贼律》，有关妻殴夫的规定是：“妻殴夫，耐为隶妾。”剃掉女人的头发，与剃掉男人的头发胡须相比，这本来对妇女就不平等。何况还要罚做婢女，明显比对丈夫的惩罚加重。同时，对于“妻殴夫”的惩治，是完全无条件的，并不像夫殴妻，需要区分不同的背景、原由和形式，这也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
唐代也是如此。对于妻殴夫，唐代规定，只要妻子殴夫，即使无伤，也得判处一年有期徒刑，而丈夫殴妻，有伤才开始量刑，无伤就是白打。妻子如果殴夫重伤，要比凡人加三等治罪，也就是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同等情况下，夫殴妻减二等，这一来一去就差了五等，同罪异罚表现得非常明显。最后，如果妻殴夫致死，无论故意与否，也不管用没用刀，一律处以斩刑，这比之丈夫有斩绞之分，也有所不同。
清代与唐代差不多，如果丈夫殴打妻子，没有致伤的，不论罪；致伤的，妻子告发，依凡人斗殴减二等治罪，致死的绞监候，故意杀害的绞立决。而妻子殴打丈夫，不管丈夫告发与否，均杖一百，如果有伤，加凡人斗殴三等治罪，若致残废，绞立决，倘若致死，则斩立决，若故意杀害就凌迟处死，同罪异罚更加明显。
在实践中，对妇女从重而对丈夫从轻的处罚表现得很充分。以丈夫杀妻而言，比如四川郸县人刘潮俸，外出归来让妻子张氏做饭，张氏嫌他挣钱少，有点不想理他。刘潮俸感觉很没面子，一生气就将老婆打死了，结果被当局判绞监候，秋后处决。
再以妻子杀夫为例，有一位罗小么，好吃懒做，家里老没钱用，就想了个坏主意，让自家老婆卖身养家。罗小么的老婆阿菊本是良家妇女，说什么也不干这等勾当。罗小么眼见家有摇钱树，就是不能开发利用，心里很着急，免不了对阿菊又打又骂。可能一直没打伤，或者打伤了阿菊没告官，所以官府也没判他的罪。最后阿菊实在忍不下去了，只好答应接客。罗小么幸冲冲地寻得奸夫安阿二，当场让二人苟合其事。不料完事后安阿二不肯给钱，发生了争吵。看来罗小么是个窝里横，只会对老婆厉害，吵了半天也没弄到钱，安阿二一拍屁股走了。罗小么见第一笔生意没成，仍不死心，又要去外面拉客。阿菊不干了，于是罗小么骂妻子不知好歹，阿菊眼见丈夫这么没用，忍不住出言顶撞。罗小么哪受过这种气，举棒就打。这时阿菊正烧开水，顺手就端起沙锅向罗小么泼去。阿菊本意是吓吓丈夫，不料丈夫外强中干，毫不中用，一泼就死了。按说罗小么逼妻卖奸，无耻已极，死有余辜。阿菊作为受害者，又是误伤，说什么也得判个死缓什么的。不料当局竞以“名分攸关”为借口，仍旧判阿菊斩立决。
在这里，刘潮俸是故意杀人，但只判为绞监候。阿菊是误伤，又是受害者，情有可原，却被判斩立决，男女适用刑罚轻重之别，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