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妇者伏也(4)
王导还算是幸运的。清初有位汪某，曾任同知之职，他的儿媳妇十分妒忌，没事找事，天天同几个小妾争风吃醋。可这几个小妾也不是好惹的，大概背后有丈夫撑腰，这个媳妇也没沾便宜二这个媳妇越想越生气，心想不跟你们玩了，一怒之下就把丈夫的小鸡割掉了，那天汪某正在客厅会客，一名仆人匆忙进来小声向汪某报告消息。客人们见气氛有些异常，关心地问出了什么事。这位汪大人平时说话爱掉古文，这时回答说：“儿媳妇把我的儿子下了腐刑，”
据诸联《明斋小识》记载，乾隆时，某县有位渔妇对丈夫的花心非常气愤，骂他、劝他都毫无效果。有一天，她乘丈夫熟睡之机，用刀割掉了他的小鸡，丈夫惨叫一声，从梦中惊醒。邻船的渔民报告了官府，有个人还用一根水草绑着那条被割下来的小鸡，带到公堂上请县官查验，县令看见那件东西，叫道：“好大的****！”惹得哄堂大笑。后来，那位丈夫平安无事，只是声音变得尖细，像女人腔了。
为了抑制妒风，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有打击妒忌的呼声。其中做得最绝的要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由于常遇春无子，朱元璋就赐给常遇春一个婢女。常遇春很喜欢她，但老婆太厉害，一直不敢上手。一次，婢女献茶时，常遇春忍不住赞了一声“好漂亮的手”！没想到妻子竞将这个婢女的手砍下，送给常遇春“欣赏”。朱元璋知道后，大骂其妻要“断英雄之后”，于是密令校尉杀掉常妻，砍成碎块，烹后赐给常遇春，并日“悍妇之肉”。在社会舆论以及政府打压之下，很多妇女自觉改掉了妒忌的“毛病”。有的甚至主动为丈夫纳妾，尤其是明清以后，正妻支持丈夫纳妾成了妇德的一项重要内容。比如，钱伯生“壬申科进士”，有一女鬟，“风姿秀雅，殊可人意”，其妻劝钱“私之”。
但是，平心而论，以妒忌为借口出妻，确实不能让人心服。男人们自己左搂右抱，换了一个女人又一个女人，又不允许大老婆妒忌。这就好比揍了人家一顿，感觉很爽，还不允许人家喊痛。喊痛就是人家的不对，还得再揍一顿。这个道理，其实古人也明白。汉阳别樵居士在《家庭宝筏》中这样评价男子纳妾：娶妻的目的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如果妻子不能生男孩，不得已娶妾，这也是为着传宗接代。妻子为了夫家的千秋大业，支持丈夫娶妾，这是幸事，也是偶然中的偶然。如果妻子不支持丈夫娶妾，这很正常，结果只能是徒增烦恼。如果娶妾生子，也不见得是件好事。小妾恃宠而骄，老婆更怀嫉妒，整天你争我闹，哪里还谈得上圣人所要求的家庭和睦。不过，话说回来，娶妾得子，这毕竟还是好事。假如老婆已经生子，这时再娶妾，甚至一而再，再而三，这就是男人的不对了。要知道，女人也是人，老婆就是不嫉妒，小妾也没面子啊。人家姑娘也是父母养的，有的是家庭困难，被爹娘卖掉，有的甚至是被人贩子盗卖的。一旦为人小妾，立马低人一等，想想也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则。
当然，像这样理解女人的观点，毕竟是少数，并不占主导地位。无论如何，妒忌总还是让男人不爽的一件事，但又不能不面对。有了这一出妻借口，总算给男人的花心提供了制度保证。
6．多口舌。
《大戴礼记·本命》载：“口多言，为其离亲。”按照“匹德”中“妇言”的要求，作为妻妇应沉静寡言，“言不贵多而贵当”。妻子多言，容易离间家庭关系，导致家庭不和。因而，克制、顺从是妻子的天职，妻子对丈夫、公婆的话，只能言听计从，不能辩是论非，争议曲直，更不能言辞过激，冒犯公婆、丈夫。妻子在家庭中只有听从之分，而无分辩之权。只有言听计从，夫唱妇随，否则难逃被休的命运。如汉初名相陈平，年轻时与兄嫂同住，其兄每日耕田，并鼓励陈平到外面游学。嫂子嫌陈平不爱劳动，吃白食，有点气不愤，忍不住发表自己的见解说：“有叔如此，不如无有！”陈平听说后，一怒之下离家出走了。陈平的哥哥一生气，就把老婆给休了。
又如东汉李充，家境贫寒，“兄弟六人同食递衣”，李充的老婆私下同李充商量：“现在咱们家这么困难，一时半会难以改善。正好我有点私房钱，不如分家另过，你看如何？”李充假装答应：“这样也好。可是分家是件大事，不如开个酒会，让父老乡亲们在一块议一议，免得人家说名不正言不顺的。”李充的老婆不知是计，高高兴兴地办了一桌酒席，宴请乡邻父老。酒会开始，李充忽然跪在母亲面前说：“这个婆娘无礼，竟然教唆儿子分家，离间我母子兄弟，所以请求休掉她。”于是当着众乡邻的面，“呵叱其妇，逐令出门”。李充的老婆当此情景，竞没有分辩的余地，只好含泪而去。其实，当老婆要求分家时，李充完全可以先做她的思想工作，没必要弄到大庭广众之下，然后宣布她的罪状。从整个事件的过程来看，李充更像是在“作秀”。因为汉代选官靠推荐，其中“孝廉”是一项重要内容。李充此举，无非是沽名钓誉，为自己做官制造舆论。最后，李充成功了，历史上多了个伪君子，同时也多了个牺牲品。怪不得大家都说，每个成功男士的背后，都有个什么什么女人。这样一来，还有哪个妇女说话敢不小心？为了防止妇女们不知不觉中犯错，有一位好心人唐彪，专门写了一本《妇女必读书》，有点像今天的淑女手册，其中说：“妇人贤不贤，全在声音高低、语言多寡中分：声低、言寡者贤，声高、言多者不贤也。”现在看来全然不对，但在古代，可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7．盗窃。
《大戴礼记·本命》载：“盗窃，为其反义也。”这里的盗窃，并非是在外盗窃他人财物，而是盗窃家内财物。《礼记·内则》规定：“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即使娘家人的馈赠也要交给婆婆，更不能把丈夫家的财物私下借给别人，甚至赠送别人，否则就构成“窃盗”。《汉书·蒯通传》载，某家在夜里丢了肉，婆婆硬是认为被儿媳所偷，结果将儿媳赶走。《汉书·王吉传》载，王吉“少数居长安，东家有枣树种吉庭中，吉妇取枣以咦吉”。后来王吉“知之，乃去妇”。有些家庭还规定有专门的办法。如郑氏家规要求，家庭劳作必须集体进行，不许分散在各自小家，每天收工前检查有无缺少，严格防止窃盗私藏，为小家庭谋私利。
从“七出”内容来看，可以发现这主要是保护夫权及族权利益的，妇女既是被动的接受者，也是受压迫者。当然，这并不是说一点也不保护妇女的利益。与“七出”相并行的，还有“三不去”。按照周代的礼制，已婚妇女即使犯了”七出”之条，若有下列三种情形，丈夫就不能将其休掉：“有所娶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其中，“有所娶无所归”是指女子出嫁时有娘家可依，但休妻时已无本家亲人，若休妻则会置女子于无家可归之境，故不能休妻。“与更三年丧”是指女子入夫家后与丈夫一起为公婆守过i年之孝，如此已尽子媳之道，不能休妻。“前贫贱后富贵”是指娶妻时贫贱，但经过夫妻的同甘共苦之后变成富贵，义不可取，故不能休妻。明朝还规定“凡妻无应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杖八十。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减二等追还完聚”。但在实际情况中，若妇犯恶疾，犯奸，“三不去”的限制往往无效。
（二）和离
“和离”始见于唐代《唐律·户婚》，在“诸犯义绝者离之”条后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问罪）。”《疏议》对其阐释说：“若夫妻不相安谐，谓彼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不坐。”就法律条文本身看，这种离婚制度有两个特点：第一，无论是“和”，还是“两愿”，均意味着夫妻双方态度一致，也就是现代婚姻法中的“合意”的表述。由此可见，起码在形式上，和离与出妻、义绝有着本质的区别。即在这种离婚方式下，夫妻双方均被视为行为主体，在表面形式上都处于平等地位。第二，“和离”、“两愿离”的条件是“夫妻不相安谐”、“彼此情不相得”，可见“情不相得”是根本，“不相安谐”是表现。这种里表关系说明和离的后果，就是出于夫妻感情方面的原因。单从法律条文而言，颇有现代法律中“破裂主义”的色彩和“无因离婚”的表征。宋代对和离的规定与唐代相仿。《宋刑统》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婚者不坐”，意思是说，若夫妻彼此情不相得，双方同意离婚者，法律不予治罪。可由妻子提出，不过仍要由男方写离书，赋予女方才算成立。如果只是女方单方面想离婚是不行的。和离之后可依照离婚的原因，来决定男方或女方是否可收回聘礼或嫁妆。
（三）又绝
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殴杀罪、奸非罪，及妻对夫的谋害罪而言。与“七出”不同的是义绝为法律规定的当然离婚条件，有犯则必须强制离婚，否则要受法律处分。《唐律·户婚》规定：“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徙一年。”袁枚的妹妹袁素文就是通过“义绝”这种方式与其禽兽丈夫离的婚。袁素文名机，字素文，别号青琳居士。素文未出生时，其父母曾与高姓指腹为婚，高氏子成人后，却是市井无赖，坏事做绝。高氏家长怕委屈袁素文，主动要求解除婚约。但袁素文囿于礼教，执意不肯。婚后，高氏子常向素文索取嫁妆，作嫖妓之资。素文不从，就百般毒打，甚至用火燎灼。后来因高氏子赌博输了钱，准备私下卖妻还债，素文才逃回娘家，告诉了她父亲，父亲大怒，讼于官府，通过义绝这种方式与高氏子离了婚。
二、妻子的离婚权
在离婚中，大多数情况下妻子都是被动的一方。比如，“七出”完全针对的是女性；“义绝”及“和离”虽是男女通用，但“义绝”中仅有一条是妻子休夫的条件，其他四条都是为丈夫休妻服务的。“和离”往往是男方出于“厚道”，为了照顾女方脸面而采取的离婚形式。尽管如此，妇女在特殊的情况下，仍有要求离婚的权力。对于妇女的正当要求，法律还往往予以保护。
当然，不同的时代，妇女请离的条件是不一样的。最初，妇女请求离婚多带有随意性，比如汉代妻子离婚，有的是因为丈夫品德不好：东汉女子吕荣的丈夫徐升“少为博徒，不理操行”，吕荣的老爹恨其不争气，就让女儿与其离婚。有的是丈夫有恶疾，比如曹寿有恶疾，他的老婆平阳公主就把他给休掉了。有的则是因为丈夫没钱又不争气，最出名的就是朱买臣被休。
这种妇女主动请离的现象，并不为民间所接受，更不为官方所鼓励。但是，妇女主动请求离婚，毕竟是不能回避的事实，所以有关立法也逐渐发展起来，对妇女主动离婚加以规范。根据历代法律与实践，妇女一般在下列情况下可以要求离婚：
1．夫纵容或强迫妻子与人通奸。妻子尽管是丈夫的所有物，但丈夫要将妻子当做出卖肉体赚钱的工具，仍是为法律及习俗所不容的。一旦丈夫做出了这种有悖伦常、有伤风化的事情，就有可能面临被判离婚的危险。最早做出相关规定的是在元代，《元史·刑法志》载：“夫受财而纵容或勒迫妻妾为娼者，夫及奸夫****各杖八十七，离之。”如果丈夫纵容或强迫妻子卖淫并谋取钱财，除了杖87下外，还要强令离婚。元大德元年十二月，就发生了丈夫逼妻妾卖奸，被判离婚的案件。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位王用先生，每天一大早就让妻子阿孙、妾彭莺哥出外卖淫挣钱，直到晚上才让回家。如果挣的钱不够指标，王用还要严刑拷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彭莺哥不堪忍受虐待，告发到官，王用被抓了起来，还戴了木枷。偏巧这时朝廷大赦，王用又被释放回家。不过，王用的行为毕竟属于义绝，离婚还是免不了的，妻妾二人最后被判“归宗”。
明清两代在“犯奸”罪中规定：丈夫如果纵容妻子与人通奸，要杖90下；如系强迫，则杖100下，并判离婚，让妇女仍回娘家。妻子在遭夫逼迫与人通奸时，可以主动诉诸法律，要求离婚，从而摆脱物质和精神折磨，不但保护了妻子的人格尊严，也维护了社会伦理道德。
2．典雇妻子。唐、宋律无此规定，元律虽然有禁止用钱典雇妻妾的规定，但并不作为妻子离异的理由。《明律》规定：“凡将妻妾受财典雇与人为妻妾者，杖八十。……知而典娶者，各与同罪，并离异，财礼入官。”明朝法律严厉打击典雇妻妾以及典娶他人妻妾的行为，维护了妇女的尊严。
因为丈夫侵犯妇女权益，官府强制离婚的状况也有，最常见的是丈夫为了贪聘礼而将妻子嫁与他人，这种情形发生的话，妻与两夫皆离，另外再嫁他人，而原来的丈夫要判两年的徒刑。比如元大德二年（1298年）八月，有一位郭季二，将自己的妻子以妹妹的名义嫁与军人王二，并得财礼若干。事发后，有关部门除判决二人离婚外，郭季二所得财礼也被剥夺了。
3．丈夫因犯罪服刑，妻子可要求离婚。《已成婚而夫离乡编管者听离》篇的判词称：“在法：已成婚而移乡编管，其妻愿离者听。”编管是宋代惩罚犯罪的一种制度，官府强制罪犯离开原籍，发送外地，编人另册管制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妻子要求离婚，国家也予以支持。该案中林莘仲被编管，由于六年不过问家里事，他的老婆就与他“自合离婚”，并得到允许。
4．除了服刑外，因其他原因久出不归的，妻子也可要求离婚。北宋规定丈夫外出不归满六年，妻子就可依法提出离婚申请，而且男方不得取回聘礼。为了避免一些男子为财骗婚，宋真宗时又放宽年限，规定只要丈夫挟财失踪满三年，妻子就可依法离婚。《明律》与宋代精神相同，规定凡“夫逃亡过三年不还者，并听经官告给执照，另行改嫁，亦不追财礼”。明确规定丈夫逃亡超过三年，妇女就可以改嫁，女方所得财礼也不归还男方，作为对妇女感情损失的补偿。
5．如果妻子的人身权利受到丈夫伤害，妻子也可要求离婚。元律中有“诸以非理殴伤妻妾者……并离之”的规定。《明律》中规定，如果丈夫殴打妻子致伤，如果双方愿意离婚，就可判离。比如元至大二年（1309年）六月初七，杭州路民钱万二为了开发老婆的身体挣钱，竞想到了人体彩绣这一现代艺术，要在妻子狄四娘的身体上雕刺青绣，然后裸体示众。狄四娘不从，钱万二就将老婆暴打一顿，然后强行在其背部、双腿雕刺龙鬼，“在街露体呈绣迎社”。可能岳母有不同意见，钱万二又与岳母发生冲突。刑部经审理判决如下：“庶民生理，勤实为本，钱万二不以人伦为重，贪图钱物，将妻狄四娘抑逼遍身雕刺青绣，****沿街迎社，不惟将本妇终身废弃，实伤风化，合杖断八十七下，合准行省所拟离异。”
另外，如果妻子被公婆殴伤，也可判离婚。《元史·刑法志》载：“若妻不为父母悦，以致非理殴伤者，罪减三等，仍离之。”明律规定，“祖父母、父母……若非理殴子孙之妇……致令疾废者，杖八十，笃疾者，加一等，并令归宗”。两相比较，明律增加了殴伤的前提与程度，对女性的要求稍显苛刻。
6．协议离婚。除了诉诸法律的手段外，妇女还可通过协议与丈夫达成离婚。历史上，协议离婚出现得很早。比如《周礼·地官·媒氏》就有“娶判妻……皆书之”的说法，按照宋代郑愕的注解，意思是“民有夫妻反目，至于仳离，巳判而去，书之于版，记其离合之由也”。由此可见，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只要双方同意，就可以离婚。对此原则，后世也从法律上予以承认。唐律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