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妓者伎也(2)

不过，宋代蓄妓者虽多，但每人蓄妓的量却不大，像王简卿这样超过百人的毕竟是少数，一般就是三五个，或者十几个：比如苏东坡“有歌舞妓数人”；欧阳修“有歌妓八九妹”。韩琦官至宰相，也不过“家有女乐二十余辈”。究其原因，恐怕也与社会的平民化有关。当时的官员大多出身平民，没什么家底。做官后工资有限，要像世家大族那样蓄有众多家妓，只怕财力远远不够。

南宋士大夫、官僚之家也往往蓄养家妓。王灼《碧鸡漫志》序中提到的二琼、阿倩，就是善于“新翻歌舞劝飞觥”的家妓，王灼曾做诗称赞她们：“王家二琼美蕖妖，张家阿倩海棠魄，露香亭前占秋光，红云岛边弄春色。满城钱痴买娉婷，风卷画楼丝竹声，谁似两家喜看客，新翻歌舞劝飞觥……”再如仕途得意，身居高位的范成大，晚年退居苏州石湖别墅，自号石湖，过着悠游自得的生活，他爱好词乐，家中也蓄养歌妓多人。绍熙二年（1191年）冬，姜夔住在石湖家，作《暗香》、《疏影》两首咏梅佳作，石湖极为赞赏，随即教家中歌妓学唱，家妓中有一名叫小红的，尤爱唱这两首新词。当白石回湖州时，石湖便把她赠予白石，这一年除夕夜，大雪纷飞，白石携小红乘船过垂虹桥，于是便出现了“小红低唱我吹箫”的情景。

到了元代，家妓已呈衰颓之势。一方面，朝廷屡次申明，不准以良为娼，这样就缩小了家妓来源。另一方面，官妓有“当番承应”的义务，官员有招妓的自由，又不让自己掏腰包，还弄个费钱的家妓何用？

明初，家妓仍有一定市场。尤其是朱元璋感觉自己早年没机会享受，心想可不能让孩子们再吃苦。所以在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每个儿子都赏赐乐工二十七户，任其享用。由于明太祖的放纵，宗室诸王蓄妓之风甚盛，以至“游戏无度，挟娼乐，裸男女杂坐”。至于文武百宫，也不能不附庸风雅，蓄妓者大有人在。不过，总体而言，元明以后家妓正向着衰落的趋势发展。正如舒芜先生所指出的，那些家妓，十二三岁，最多十五六岁时买来，并不会什么歌舞，主人家得费一番教习功夫。这里就有一个矛盾，正如白居易所说：“莫养瘦马驹，莫教小妓女；……马肥快行走，妓长能歌舞；三年五载间，已闻换一主。借问新旧主，谁乐谁辛苦？”就是说，买来现教，虽然年轻，毕竟费功夫，还不如买成手享受。何况，青春壮盛之年就能养得起家妓的毕竟不多，像白居易那样年过半百，才买了家妓，费功夫教成歌舞的，自己又能享用多久呢？所谓“老去将何散老愁，新教小玉唱伊州。亦应不得多年听，未教成时已白头”。何况，官员们如在外面待客，市场上有的是娼妓相陪；如在家待客，也可从外面招妓陪酒。娼妓的市场化逐渐加速，产生了规模效益，使得个人蓄妓成本过高，而质量未必有专业人士高。所以，作为贵族摆谱之用的家妓走上式微道路，有其历史必然性。

二、官妓

官妓按其作用来看，可以分为市妓、营妓及免费为官员服务的艺妓。就其出现的早晚来看，应以市妓出现的为最早，因而首先介绍市妓的发展情况。

（一）市妓

《坚瓠集》续集里说：“管子治齐，置女阊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其中“女阊”就是娼妓，开办目的是增加国库收入，所以女阊要推向市场，由广大人民群众消费。“女阊”的创始人管子，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有大功于华夏。而最早的妓女，也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秦汉时期，市妓发展较为缓慢，不过她们的服务对象仍较全面，档次较低的向工农商学兵等基层人民提供性服务，稍高些的就以官僚贵族为服务对象。还有的更厉害，比如李延年的妹妹李夫人，由于精通音律，擅长歌舞，加之容貌出众，艳名竟为汉武帝所知，成了武帝的爱妃。

两汉以后，市妓有所发展，但没什么特色、到了唐代以后，随着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市妓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唐代都城长安，市妓最为发达，并出现了有代表性的红灯区——平康里。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平康里不仅向广大的“京都侠少”提供服务，而且每年录取的进士们也要到此一游，顺便留下些艳诗，因而当时人称此为“风流薮泽”。为了方便顾客的需要，也有的娼妓提供上门服务，这恐怕就是最初的“出局”了，据说这也是新科进士的创造。唐代录取进士与后世不同，各种制度尚不完善，因而中举者往往是世家子弟。这些人“仆马豪华，宴游崇侈”，一旦得中，便纵酒狎妓，无所不为。他们不但到妓院嫖娼，有时也把妓女们带出来玩耍。这种风气流传到社会上，有点钱的人有事没事都把妓女招到家中，或者自用，或者共享。有些富豪子弟，每到夏天，就在自家院内搭起凉棚，设上坐具，招来长安名妓相陪，与亲朋好友在里面作“避暑之会”。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唐代，扬州妓女已闻名天下。于邺在《扬州梦记》中说：在扬州，由于妓女的繁荣，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每到晚上，妓院里灯火通明。纱灯成千上万，辉耀罗列空中，远远看去，就像天上的星星。走进去，才发现这九里长街上，每家妓院都是美女如云，身在其中，浑如仙境。王建在《夜看扬州市》中描述道：“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是时平日，犹自笙歌彻地闻。”怪不得有人曾经“十年一觉扬州梦”，有人感叹“人生只合扬州死”。如果没有发达的市妓，所谓的“扬州自古繁华”，恐怕难以维系。

到了五代，市妓有所萎缩，但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仍较活跃。比如李煜，也曾微行出访，当然，与康熙目的不同，他出访的就是妓院。还有后蜀主盂昶，曾经让舞妓李艳娘人宫表演，比较满意，就赐艳娘十万钱。不过，论到市妓的发达，则非宋代莫属。而宋代市妓的发达，又与王安石的大力推动有关。王安石变法时，为了敛财，凡民间急需的一律国营，酒也是专卖品之一。或许是国营产品质次价高，酒的销路不好，王安石就在女人身上动开了脑筋。他想酒、色都是人之所好，如果将酒与女人捆绑销售，肯定杀伤力更高。反正这大宋朝有的是官妓，她们只陪官员，不能挣钱，明摆着是资源浪费，何不让她们走向市场，服务大众？这样，酒也能多卖，顺便也能挣几个花粉钱，何乐而不为？在王安石看来，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只要自己认为正确，马上就付诸行动，“官卖酒用妓作乐”成了宋代一大特色。

宋人盂元老记载了官妓走进酒楼后的情景：只要是京师酒楼，没有不提供妓女服务的。为此，酒楼对房间布局进行了改革。为了尊重顾客的个人隐私，以前的大厅都改成了小阁子，如果需要特色服务，顾客可以选择在小阁子里勾当。为了便于顾客选择，妓女们全聚在酒楼的长廊里。妓女的数量很多，人长得精神，穿的也很讲究。尤其到了晚上，在灯光照耀下，看上去简直像仙女下凡，不由人不动心。到了南宋，情况大致如此，但也有些微变化。以南宋杭州城官营酒楼为例：每家酒楼有官妓数十人，人数没有北宋多；顾客上楼以后，不是当面挑选妓女，而是让他们在花名单上勾选，也即“点花牌”，比北宋文明；有的妓女深藏不露，非有大的势力概不接见，产生品牌效应，比北宋善经营。总体来看，南宋比之北宋的经营理念有所进步，所以临安的繁华，较之汴京有过之而无不及。

元代对官妓实行统一注籍管理，经有关部门审核后发给执照，并报教坊司备案。凡人籍为娼的妇女，必须纳税，方可营业。在经营方式上，元代官妓实行“买卖制”与“义务制”并行的制度。所谓“买卖制”，指的是官妓可以到市场上营业，提供有偿服务。所谓“义务制”指的是当官府需要时，妓女有义务提供无偿服务。这样，官妓一身而二任，作为“买卖制”下的妓女，就是本文所说的“市妓”；当她们提供免费服务时，主要面向官方，下文详述。

需要指出的是，元代官妓可以向文人、商贾、市民等卖艺卖色，但不准向在职官吏卖身。如有违者，处罚比宋朝为重。如果官员多次利用职务之便，到“茶酒市肆及娼优之家”玩耍，就要被就地免职，还要承担刑事责任。当然，规定是规定，实际生活中官员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妓女们巴结还来不及，难道还会告发他们不成？

到了明代，官方仍以官妓作为营利的法宝，因而市妓仍然存在。太祖时，曾在京师建16座妓院，让官妓们在此服务。按照朝廷的规定，官妓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商贾，官员们无权嫖宿；不过，官员们退朝后，无事可做，去这些酒楼的也不少，用当时的说法就是“相率饮于妓楼，咏歌侑酒，以谋斯须之欢”。后来情况更加严重，到了酒楼，衣服随便一脱，牙牌就悬挂在窗户上。结果窗户上一排一排的，都是官员腰带、裤子之类的东西，成了公开的腐败。尤其是有些官员耽于酒色，“竞日喧呶，政多废弛”。于是朝廷重申禁娼令，“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弗叙”。禁娼令短期内可能有些作用，但时间一长，又不行了，甚至有名的“三杨”，也去这些场合寻欢作乐。据说“三杨”当国时，有一妓名叫齐雅秀，性极巧慧。有一天，“三杨”去妓院喝酒，陪酒的就是齐雅秀。有人问她，“三杨”不苟言笑，你能不能让他们发笑？齐雅秀夸口说：“我一进去就能让他们笑。”齐雅秀在客人到齐后，故意晚些进去，这时有人怪她：“你为什么迟到了？”齐雅秀回答说：“看书。”别人又问：“看什么书？”齐雅秀回答“《烈女传》”。“三杨”听后，忍不住大笑失声，并嘲笑说“母狗无礼”。谁知齐雅秀果然了得，回驳道：“如果我是母狗，各位就是公猴（侯）了。”这是当朝宰相喝花酒的雅事，所谓禁令，效果也是有限。

由于禁令无效，引起有识之士的担忧，宣德三年（1428年），顾佐奏议禁革官妓，从根源上消灭官员嫖妓现象。宣德帝是明初较有作为的皇帝，他听从了顾佐的建议，取消了这些官办妓院，因而，官办下的市妓，逐渐走向衰亡。不过，单纯取消这些市妓效果有限，因为民间妓业，方兴未艾。这些官办的酒楼，摇身一变，成了民营，照旧以娼妓招徕顾客。尤其是缺少了官方的垄断竞争，民间娼妓业日渐发达起来。

（二）营妓

比市妓稍晚出现的官妓，就是营妓。营妓，顾名思义，就是用于军营的妓女。根据《昊越春秋》的记载，越王勾践为了吞并吴国，卧薪尝胆，遭了很多罪。要说这都是他自愿的，却连累手下的将士也不得休息。时间久了，这些军人想起老婆来，做什么事都没有精神。为了安慰这些军人，勾践想起个不太道德的主意，就是将犯了过错的妇女，发配军营。哪个当兵的性饥渴，就可以在她们身上发泄。这些女人，为勾践的霸业做出了特殊贡献，因而后世有所作为的统治者，群起而效尤。比如秦国，为了统一天下，就招了很多营妓。由于营妓众多，军队还想出了创收的门路。他们嫖妓之余，还让营区附近的农民分享，然后再收取嫖资，改善生活。不过，凡事过头就出问题。商鞅变法时，发现很多农民不好好劳动，有事没事都往军营跑。军民联欢未尝不好，可是耽误种田也是大事。因为商鞅政策的核心就是耕与战，农民不好好种地，“耕”字无处落脚，统一大业肯定受影响。所以，商鞅对营妓又进行了限制。

到了汉代，妓女又成了军用的慰安妇。汉武帝是个具有雄才大略、好大喜功的皇帝，他连年征讨，用兵很多，时间又长，军人也是血肉之躯，长时间没有女人也不行，所以也有大胆的军人私藏妇女，以慰渴恩。据说大将军李广出征时，他的部下俘获了很多关东盗贼的老婆，这些妇女受到丈夫牵连，应当发配边疆。可是军人们却滥用职权，将她们私藏在军中，随时取用。时间长了，李广发现势头不对：以往自己手下的健儿都是一鼓作气，再而衰，怎么现在一鼓就衰了呢？这里面肯定有猫腻。结果李广发现了秘密，毫不客气，将这些妇女全部砍了脑袋。与李广相比，汉武帝就比较有人情味。他觉得与其用堵的方法，军人未必乐意；何不用引导的方法，争取人心呢？于是，汉武帝也招收了很多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军人都有享用营妓的资格，只有到了一定级别，或立有大功的军人，才有这种机会。这样，汉武帝利用营妓作为激励机制，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不但稳定了军心，还提高了士气。这就是汉武帝的高明之处，李广一直不能封侯，看来还同他做人失败有关。

两汉以后，营妓继续发展，其应用范围也日渐广泛。有的用于奖赏，如夏侯淳征讨孙权有功，曹操就赏给他名妓，在军中享用；有的用做摆谱，如南朝萧梁时章昭达奉命出征，为了显示雍容，每次吃饭都要让营妓们唱歌伴舞。看起来营妓里面确实有人才，这些人不仅擅长国内歌舞，而且“备羌胡之声”，无论音律还是长相，这些妓女们都是一流的。这也怪不得章昭达这么留恋她们，甚至临敌时也“弗之废”。

由于营妓的层次比较高，有些人虽然不是军人，也想方设法前往揩油。宋后废帝刘昱与齐废帝萧昭业，就多次到军中宿妓。据说刘昱每次到军中，都要带上数千钱，作为嫖资。看来刘昱并不因为自己身为皇帝就不遵守行规，也算嫖界高手了。至于萧昭业，还假惺惺地到军中微服私访，好像怕别人知道，其实纯属多此一举。

唐代营妓更为发达，这恐怕也与当时对外扩张的需要有关。此时的营妓，户籍隶属于军镇中的乐营，所以称作“乐营妓人”或“乐营子女”。她们直属营将或乐将领导，但也可能越过主管直接与主将拉上关系。有位营妓高洪，曾与名将李晟交好。后来李晟调京工作，有点抛舍不下。心想我级别这么高，还带不走一个婊子？于是自作主张把高洪带走了。西川节度使张延赏得知消息后，竟派大军将高洪半路截回。李晟恼怒异常，但也没有办法。毕竟高洪的户口就在当地军中，任你官高权重，也丝毫没有办法。

根据上面例子可知，唐代营妓的管理已走向规范化，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营妓的发达程度。不过，制度归制度，变通总会有的。按照当时的有关规定，营妓们要把主要精力奉献给军人，不能随意外出创收。但也有例外，如杜造与韦仁符二人，本来有义务管好营妓的，偏偏他们年老了，又热衷于释道，对营妓不大热心。平时就让她们在外面随意取乐，有事了才招她们宴饮。所以当时有人咏诗讽刺说“乐营却是闲人管，两地风情日渐多”。由于主管领导的纵容，营妓逐渐与社会上一些人交往。比如最有名的营妓薛涛，由于受到韦皋的赏识，逐渐成了当地名人，凡来四川公干的官员、文士，只要到四川就点名叫薛涛，这时谁还敢限制薛涛的自由？

由于受到地方上有势力人士的破坏，营妓们的业务逐渐发生了变化。宝历二年九月（826年），有位叫做刘栖楚的京兆尹就反映，当时各军镇“皆置音乐以为欢娱，岂惟夸盛军戎，实因接待客旅”。像薛涛就主要是为军人以外的官僚文人服务。还有的借机将营妓改成私用的家妓，比如白居易的两个家妓樊素和小蛮，本来都是营妓，不知被白居易使了什么手段，化公为私，成了个人独用品：白居易对这两个妓女非常满意，没事就欣赏“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