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妓者伎也(1)

关于“妓”的含义，在古代的不同时期含义不同。《说文解字》说：“妓，妇人小物也。”《切韵》说：“妓，女乐也。”两相结合，大致能对妓女作一定位，即地位低下，供人取乐之用。当然，由于男人的身份不同，爱好各异，妓女提供的服务也多种多样，由此导致不同类型妓女的产生。同时，妓女为了更好地提供服务，在诗词歌赋及音乐舞蹈诸方面，都要与时俱进，不断满足男人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妓女们通过与男人的言传身教，最终达到教学相长的结果，共同促进了相关艺术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与妓女有关的文化。另一方面，妓女尽管从事的是“娱乐”业，但这种娱乐有时是以牺牲妓女的人格尊严以至肉体为代价的，所以最终取乐的是男人，妓女更多地品味的却是生活的辛酸，越到后世越是如此。

§§§第一节妓的种类

根据妓女服务对象的不同，大致可将其分作家妓、官妓及私妓等几种。家妓主要以家内服务为主，包括官妓，这是专门为皇家服务的。官妓供官员职务消费之用，由政府买单，其中服务于军方的叫营妓。后来官妓进入市场，就成为所谓的市妓。再后来私人开始介入以谋厚利，又出现了私妓。开始政府对私妓只收费，不保护。有些私妓为了避税，私下营业，又成了所谓的“暗娼”，这是政府打击的对象。到了晚清，政府受到外来力量的挑战，对私妓收费的同时，也提供服务，对其进行规范化管理，从而出现了“公娼制”。

以上提到的几种妓女，相互之间也有发生交叉的，比如宫妓称作“官妓”也无不可，所以各种妓女的界限也不是很清，这里仅大致分类，以方便介绍。

一、家妓

前已述之，本文家妓包括官妓。就宫妓而言，至少周代已很发达。周公制礼作乐，“乐”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不但有什么活动要作乐，就是吃饭时，也要有乐舞相伴。有敲钟的，有击罄的，也有伴舞的，这都离不了女人。酒足饭饱之后，如果主人高兴，还可要求性服务。当时有名的几个大人物，都是这方面的高手。楚庄王刚继位时，就是“左手拥秦姬，右手抱越女”；齐景公更厉害，他办公的地方“左为倡，右为优”，男的女的都有；魏王时，讲究五湖四海，他是“楚姬舞于前，吴妹歌于后，越女鼓瑟于左，秦娥泛筝于右”。

秦汉以后，官妓继续存在。比如汉成帝的妃子赵飞燕，就是当时有名的歌星。尤其是汉武帝设立了专门管理乐舞杂技的机构——乐府。乐府的“雅乐”部负责宫廷乐舞、巡行祭祀音乐的管理，“散乐”部负责管理民间杂技乐舞。后者主要功用是娱乐，皇帝尤其喜爱，专门从事这些职业的就是俳优，是从民间挑选而来的。到了唐代，则出现了专门的机构进行培训，这就是所谓的“教坊”。

唐高祖李渊开始实行教坊制度，置内教坊于宫禁之中，专管音乐、歌舞、俳优、杂伎的教习、演出等事务，男女兼用，以女伎居多。到了唐玄宗在位的时候，由于这位风流天子对音乐、歌舞有着特殊的爱好和天赋，宫妓人数大增，教坊最为兴盛。这时候，教坊妓依着色艺的高低，还分成等级。刚刚进入这一行业的民间女子，既要学习琵琶、三弦、箜篌，筝等器乐技术，也要学习歌舞。不过能进入宫中，毕竟非同小可，所以一选上就能称为“奏弹家”，可见这实在是成名成家的终南捷径。有了一点水平的女艺人，则称作“宫人”，这就表示被天子认可了，以后就算一家人了。比宫人更厉害的是“内人”，也叫“前头人”，与皇帝的关系更进一步，因而待遇也提高了，可以住较高档的住室，当时叫做“宜春院”。作为最高级别的艺术家，她们要经常在皇帝面前表演，有时皇帝兴致来了，也可能幸一回两回的。这就更与众不同了，地方官府接到通知后，要给她们家里免费提供住房，另外再特批一定量的土地。据此看来，皇帝不能总是这样随便。如果每个被临幸的艺术家都要特供住房与土地，房价与地皮难免恶涨，实与国计民生大大有害。所以，皇帝也不总在宜春院活动，有时也到“梨园”兼职教练。在“梨园”进修的都是从坐部伎精选而来的高手，所谓坐部伎，指的是唐代一种宫廷宴乐，在堂上表演，规模较小，主要内容是歌颂帝王功德、祝愿君主千秋万岁。由于专为皇帝表演，因而形式华美富丽，技巧要求很高。玄宗自任教练，校正曲音，这些音乐家受宠若惊，逮住机会就向人炫耀，自称“皇帝梨园弟子”？他们的徒子徒孙在感叹生不逢时之后，干脆尊奉唐玄宗为本业“祖师”，余润共沾。

宋代官妓不及唐时发达，但也有一定的规模：尤其到了艺术家皇帝宋徽宗在位的时候，宫妓又有了长足的发展、不过群臣似乎对徽宗的艺术爱好不以为然，总是拿这个问题说事。后来徽宗一生气，就外放了一部分宫妓，据说有2476人之多。徽宗由于不务正业，自己做了金人的俘虏，北宋也灭亡了。但是他的事业在继续，南宋定都临安后，克服种种困难，恢复了官妓，而且水平还有所发展。据《太平清话》介绍，高宗退休以后，他的儿子为了孝敬老子，每次会见都少不了带一班官妓，有下棋的，有讲史的，有说经的，有唱戏的，凡是能起到休闲娱乐的行当，宫中都有。与唐代不同的是，这些宫妓更多的不是靠基本功，而是靠“慧黠”，只要能哄得皇帝高兴，耍些手段也视作正当。

元明两代，教坊仍然存在，但在规模与档次上就比前代差远了，懂艺术的皇帝越来越少，对女人的要求也越来越简单，到了清雍正年间，皇帝认为前朝灭亡，就与君臣耽于酒色有关，干脆把教坊给取消了。官妓不存在了，她们的工作也交由太监来傲了。

与宫妓同时产生的家妓，有着与官妓差不多的活动轨迹。周代的天子固然要作乐，诸侯们也要祭祀、宴乐，只不过规模上、档次上稍显逊色。周代对祭祀舞拜的规格这样规定：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佾是古代乐舞的行列，八佾就是八行，排起方队就是64人。六佾就只有36人，四佾更少，仅16人。周公制礼作乐的目的就是让人们明白自己的地位，如果忘了，看看自己享受的待遇就明白了。但是，到了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诸侯大夫们可不管这一套了。季氏在鲁国当大夫，比较有势力，自己说了算，就在家里享受起八佾的待遇来。孔子知道后，愤怒地发出质问：“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可是发怒归发怒，这时权威已倒，大家都乐得超标享受，谁也不想做出头鸟，得罪一大堆人。这时，不但国君、贵族享受家妓，就连大商人有了几个闲钱，也公然蓄起妓来。吕不韦所养的赵姬，就是个歌舞妓。本来吕不韦挺喜欢她的，后来被子楚横刀夺爱，吕不韦竟也因缘际会，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商人兼政治家。

商人地主也能蓄妓，家妓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贵族的专用品，从此走进了千家万户。尤其到了汉代，商贩、屠狗之徒立成将相，整个社会迅速平民化。不管身份如何，只要有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蓄养家妓就更不在话下。粱冀身为大将军，骄奢不法，蓄养上千名歌妓供其淫乐，每次出游，“多以倡伎，鸣钟吹管，酣讴竟路”。一般的富豪没这么大的手笔，不过蓄养几十个家妓，也很常见。甚至有点身份又有点闲钱的读书人，也乐此不疲。大儒马融在讲课时，就是“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定力稍微差一点的学生，就可能心猿意马，想入非非了。

魏晋时代，人们行为上放荡不羁，思想上放任自流。尤其是世代簪缨之族，大多纵情声色，蓄养家妓。比如沈庆之有家妓数十人，都是美女兼艺术家，沈庆之乐此不疲，每天都同这些家妓厮混在一起，朝廷上要是没有大事，他是决不肯离家半步的。再如张坏，人已老得不成样子，牙都掉了，说话就漏气；眼也花了，迎风就流泪。可也挡不住他蓄养家妓，整天捏住人家的玉臂，从脸看到胸，从头品到脚，简直是为老不尊。可张坏却自命风流，一点也没觉得难为情。

更有甚者，有的过于喜欢家妓，丢官也甘愿。广州刺史何恢走马上任前，宴请权贵阮佃夫喝酒，不料阮佃夫看上了何恢的家妓张耀华，多次请求何恢以张耀华相赠。何恢则表示，你想要我那还可以考虑，想要耀华，门都没有。阮佃夫大怒，心想我要你何用，既然给脸不要脸，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后来果然找个借口把何恢给罢免了。

北朝的情况也差不多。北魏的高阳王元雍家有妓女500个，个个都注意包装，据说是“隋珠照日，罗衣从风”。元雍乐此不疲，整天都是“歌姬舞女，繁竹吹笙，丝管迭奏”。河间王元琛与元雍竟比豪奢，蓄养歌舞家妓300人，数量上不及元雍，但质量绝对保证，无论相貌还是技艺都冠绝一时。其中有个叫朝云的，更为厉害。她善于吹篪，而且“能为团扇歌陇上声”。元琛做秦州刺史的时候，诸羌外叛，多次讨伐都不能取胜。于是朝云自告奋勇，假扮老妪，以艺服人。由于朝云吹篪有陇上之音，且哀婉动人，羌人听后，忽然想念家乡，无不流涕．并互相转告：“我们何必离开家乡，到这里做强盗呢？不如及早结束战争吧！”于是相率投降。当地老百姓总结说：“快马健儿，不如老妪吹篪。”

到了隋代，上层人物仍然热衷于女色，文武大臣家中动辄蓄养成百上千的家妓。隋文帝被老婆管得很严，没法多近女色，深知作为男人的苦衷，因而对臣下非常体谅，一有机会就鼓励他们养妓。右武卫大将军窦荣定是隋文帝姊夫，因率九总管人大漠击突厥有功，隋文帝不知该怎么表达谢意才好，除加封晋爵外，还赏给他“西凉女乐一部”及“吴乐一部”。至于立过大功的其他大臣，赏给更多。比如杨素的妓妾，仅穿罗绮者就有上千。不穿罗绮的，书上没说，估计也不是个小数目。到了隋炀帝在位，情况更加严重。隋炀帝色心最重，后官佳丽无数。大臣们也不甘落后，纷纷蓄养家妓。

唐代对官员等级比较看重，级别不同，待遇也不相同。反映到家妓上，也是如此。比如唐中宗就曾下诏规定，三晶以上官员，可合法拥有女乐一部：五品以上官员，女乐不能超过三人。以后玄宗也有类似规定。但在实际生活中，官员们并不遵守这种规定，可以说是有多大财力，就养多少家妓。如郭子仪家中就有“十院歌妓”。李愿为刑部尚书时，家里也有女妓百余人。至于五品以下官员，按规定不能拥有家妓，可是色字当头，又有谁把持得住？实际上，不仅中下级官员蓄妓，就是商人、地主，只要稍微有点余钱，就非蓄妓不可。比如晚唐诗人白居易就蓄有家妓，而且诗人曾与别人各携家妓，合宴联欢，并写诗以志留念，其中有“两家合奏洞房夜”之语，要是放在现在非判他个流氓罪不可。当然，蓄妓也并不是都会带来幸福。比如刘禹锡“有妓善歌，时称尤物”，李逢吉就有心夺爱。有一天就邀刘禹锡与朝中几个大臣赴宴。看起来当时赴宴还要带着自己养的家妓，所以刘禹锡与别人一样，也将自己爱妓带去了。不料临走时，别人的家妓都随主人走了，偏偏刘禹锡的家妓被留了客。以后刘禹锡多次写信去讨，据说还是以诗的体裁写的，充分表达了诗人痛苦的心情。可是李逢吉只是赞叹他诗写得好，就是扣住人不放。不过，时间一长，刘禹锡就把这档子事忘了。当他任苏州刺史时，一位叫李绅的司空罢职，曾邀刘禹锡共饮，中间让家妓侑酒时，刘禹锡竟爱上了人家，并公然要求转让。当然，这样的要求说不出口，仍旧足以诗言志：“高髻云鬟官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与刘禹锡相比，司空睹就豁达得多。司空睹生性风流，离了家妓就浑身不痛快，每天都是人家唱歌他吹箫。遗憾的是，人家正在青春年少，偏偏司空睹的头发都白了。司空睹担心耽误人家的终身，干脆狠狠心把心爱的家妓送人了，司空睹本来不是什么诗人，可是按照唐人的惯例，要表达自己的心情还是得写诗：司空睹感叹：“万事伤心在目前，一身垂泪对花筵。黄金用尽教歌舞，留与他人乐少年。”为了培训家妓，黄金用尽，未了还是让人家少年人取乐，想起来就不能不伤感。

到了宋代，家妓进一步发展壮大，这是因为，唐代犹有六朝遗风，比较重门第、阶级，因而在家妓享受上也有规定。宋代以科举选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整个社会再次平民化，因而在蓄妓方面就没了限制，另外，唐代对于官员嫖娼没有硬性规定，到了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宋代规定，官员可以让官妓陪舞、陪酒，但不能陪睡，三陪变成了两陪。加之地方官僚赴任时不能携带妻子，只好蓄妓纳妾，以解燃眉之急，因而文人士大夫蓄妓之风更为普遍。比如一代名相寇凖，醉心歌舞，所谓“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他家里歌舞妓人成群，每次宴饮，必令歌妓“歌数阕，公赠之束彩”。故有“一曲清歌一束绫”之说。太平宰相晏殊，“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往往“乐饮达旦”，每宴“必以歌乐相佐”。他的《木兰花》词写道：“重头歌韵响铮琮，入破舞腰红乱旋”，“红绦约束琼肌稳，柏碎香檀催急衮”。这些歌词描述了酒宴上歌妓表演大曲的情景，可见宴府上蓄养的家妓为数不少，所以才能表演歌、舞、器乐结合的大曲：《宋人佚事汇编》还说，晏殊的女婿杨隐甫，每次上门，“则坐堂上置酒，从容出姬侍奏管弦，以相娱乐”。

据《清波杂志》记载，宋代士大夫为了保住富贵，禁忌很多，尤其是忌讳“死”字，但讲到蓄妓，就死也不怕了。如果得知谁家的家妓比较出色，从此就操上心了。一旦听到人家主人快死了，立马买通市侩，这样人家出卖家妓时，就能先下手为强，有的家妓还戴有热孝，也顾不得了，赶紧弄回家中，以免别人捷足先登。

由于社会上广泛蓄妓，因而在家中以妓待客成为时尚。周密记载了侍郎王简卿待客的程序：先是宾客齐集，客厅里却没人招待。大家正在疑惑，就听王简卿悄悄地问仆人：已准备好了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王简卿一声令下，客人就感觉一阵异香扑面而来，群妓次第而来，有的端酒，有的布菜；有的弄笛，有的吹箫。另有10名家妓，全身白衣，衣领、首饰上遍插牡丹，头上别着一枝照带红，又是唱歌又是侑酒。大家正在入迷，这10名家妓又一阵风似的退出了客厅。客人怅然若失，只好有话没话地东拉西扯，心里仍旧挂念着这个漂亮，那个风骚，还有个似乎狠狠地瞟了我一眼，是不是对我有意？正在胡思乱想，忽然又是一阵风。当然，不是井阳冈上的腥风，仍旧是一阵香风，又飘进来十个美女。这回美女们穿的是紫衣，戴的却是白花，别有一番风味。客人们顿时来了精神，饭吃了半截也忘记咽了，嘴巴张得老大，再也合不拢了。当然，王简卿可不会让客人看够，一会儿的工夫，这10名美女又飘走了。之后，先后有10拨儿这样的美女，直把客人的胃口吊起又放下，放下又吊起，简直洋相百出。临退席，又搞了个大团圆，无论是侑酒的还是歌者、舞者，最后齐集客厅，列队送客。所谓“烛光香雾，歌吹杂作，客皆恍然如仙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