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身体与性 (5)

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英国，许多女性主义者开始重新定义自己的性本质和修正自己的性实践。有些人脱离了男性，开始与女性结为伴侣，或者仍然保留异性恋关系，但是停止插入性的性活动。她们认为，对女性的任何插入式性行为都属于侵犯行为，它有损于女性的信心，削弱女性的力量。对于男性来说，它是权力和主宰的行为，它使男性变得强大，不仅超越一个女性，而且超越了女性全体。英国的女同性恋女性主义组织利兹革命女性主义团体就持有这种看法。（Cooper，43）对于许多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来说，这些改变被视为性革命的开端。

在当时的女性主义阵营中，许多女性认同女同性恋，不仅是把它当作一种性倾向，而且是把它当作一种政治选择。这一选择之所以具有政治性，是因为她们认为，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具有政治性，含有权力和统治的成分。由于女同性恋拒绝了两性关系而选择了女性，她就蔑视了现存的政治体制。在当时的政治潮流中，许多政治性的女同性恋并不一定是性倾向上的女同性恋。

这种政治性的女同性恋是对一个理论的最终拒绝，这一理论认为，性仅仅是女人不得不为男人做的事情，而不是女人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则认为，作为女性阶级的一员，我们性实践的政治意义只有两种：或者是对性阶级及异性恋意识形态的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再生产；或者是脱离异性恋及其意识形态。（Cooper，44）由于这种观点过于激进，难以得到广大妇女群众的认同，同性恋女性主义者所期望的分离主义的性革命一直没有到来。

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中的最极端者认为，作为女同性恋者不仅意味着异常的性行为，而且意味着异常的性别行为：不屈从于父权制的性别角色，以及性别的反叛，甚至是彻底脱离女性这一性别，把女性性别本身视为象征性和实质性地对男性权力的服从。在这一激进女性主义的模式中，性别不再限于男女两种，而至少有三种：男性、女性和女同性恋。

概括地说，当时的政治性女同性恋者不仅把性看作个人行为，而且看作一个斗争的舞台，在这一斗争中，男性的统治和女性的屈从或者被巩固和维持，或者受到根本的挑战。她们反对把性仅仅看成是私下的和个人的事，杰弗瑞斯指出：“一个基本假定认为，性是私下的和个人的事。或许社会与政治压力对卧室中发生的事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性行为并不被认为能够影响卧室之外的世界中的权力关系结构。性被理解为私人生活的最为个人的领域，因此规范男性性行为的妇女运动被视为不可理解或被完全误解就不足为怪了。”（Jeffreys，in Coveney，etal，然而，从80年代中期开始，这一潮流开始消退。女同性恋者“变为正常人”；异性恋女性主义者也开始寻求插入式性活动的快乐；许多认同女性主义的女同性恋者公开而激烈地否定了“香草型”的性话语，以颇具危险性的语言取而代之，例如操，来快感，虐恋，皮革服装等等。

性自由派女性主义者有时会故意使用一些惊世骇俗的话语，以矫枉过正的冲击力来对付传统的男性话语和男性观念。在1970年，性自由派女性主义者格里尔（Germaine Greer）激情澎湃地写道：“革命的女性可能会参加妇女解放组织，痛骂警察，对他们大喊大叫，同他们格斗，但是你听到过任何一个在街上游行的女人撩起裙子说‘来发掘它吧，女阴是美的’吗？伊甸园就是女阴。美丽圣人曼朵拉就是女阴。神秘的玫瑰就是女阴。上帝的方舟，天堂之门。女阴就是将一切吸入其中的隧道。女阴就是知识。知识就是接受力，就是活动。女阴就是性感科学的象征，是对疯狂征服一切的技术的必要的更正。裙子必须掀起，紧身内衣（女人穿它的历史只有一个世纪）必须永远抛弃。发掘女阴的时刻到了，而女人必须首先来做这件事。”（转引自Grant，性自由派女性主义者格兰特指出：“阴茎统治的时间太长了。

在大英博物馆里有一个公元前430年－420年的水瓮，上面画着一个女人正在浇灌一排竹笋一样的阴茎。这种女性为男性的性器与权力的图腾服务的图景已延续了太长的时间。下一步将不可避免发生的将是以阴蒂阴道为中心的性革命和文化革命。如果没有男女两性之间的性平等，性革命就不能彻底完成。未来的性将推翻阴茎中心主义，结束压制同性恋的法律，将有更多的阴蒂中心的活动。”Grant，性自由派女性主义者麦肯西则这样说：“为什么女性主义还在赞赏天真？为什么天真仍被视为美德？性压根就不是什么值得羞耻的事，为什么我们还要尊崇天真？难道它的对立面是有罪的和应受责备的？我们好像不应当喜欢性，我们不被鼓励对性持有正面的看法。如果我们有了性经历或者承认自己喜欢性，就会被视为‘肮脏’或‘堕落’。我们对被人视为‘妓女’怕得要死，以致接受了这样的观点，认为一旦参与性活动，我们在其中只能是受害者。

‘可敬的’女性（包括女性主义者）仇视喜欢性的女性，尤其是那些喜欢与男性发生性关系的女性。如果女性喜欢性，那么我们就不再是一个暴力和强迫的男性的完全的受害者了。如果女性喜欢性，那么性就不再是女人为从男人那里得到的东西（家庭、婚姻、爱情、安全等）所付出的‘代价’了。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些女性喜欢性，那些只是为了保持某种关系而不得不欺骗自己、出卖自己来忍受性的折磨的女性就丧失了这样做的理由了。”（Mackenzie，inAssiter，etal，性自由派女性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只反对性别主义，不反对性。她们对德沃金和麦金农等人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它在两个层次上过于简单化的。其一，将女性所受的压迫简化为性客体化和性压迫；其二，将性视为仅仅是男性对女性所做的事，而且对女性完全是负面的、危险的事。性可以成为一种压迫机制，但它也可以成为女性正面发展和解放的欲望、感觉和思想和行动。反性的女性主义的最大错误是认为，异性恋的目的和性别主义就是男性想让女性为他们提供最大限度的性快乐的阴谋。

当然，性自由派对于男权社会中的性也不是毫无批评的。自由派女性主义者对男权社会中的性的批评认为，非个人化的纯粹为性而性的行为是男性的变态表现，男性应当向女性学习的是，性可以是一种范围更广的、更富于情感的表达方式。虽然她们从多方面、多角度对男权主义的性观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绝不是反对性本身。

性自由派很重视福柯的思想。福柯对于女性主义的吸引力在于，他激进的反本质主义立场，以及他关于性是由权力构成的而不是仅仅是受到权力压抑的这一观点。尽管福柯很少关注女性主义和性别问题，但是他对身体的关注，他将身体当作话语权力的弥散的载体这一思想，开启了主体性别化的思维方式。在西方，身体长期以来一直与低下、异类、被压抑者、肮脏、恶心、性以及女性联系在一起，不登大雅之堂。福柯的工作为人的身体“正名”，使之“登堂入室”，令女性主义感到意外的欣喜。此外，福柯本人欢迎男同性恋与女性主义的结合，他认为，“这就使同性恋能够表明，他们对男性的爱好并非阴茎中心论的另一种形式。”（转引自Halperin，福柯关于女性主义与性的关系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这样的：“长期以来，他们试图将女性限制在性的领域。多少世纪以来她们一直被告知：‘你除了你的性之外什么都不是。

’而这种性根据医生们的说法是脆弱的，几乎总是病态的，或总是包括病态在内的。‘你是男性的病态。’但女权运动做出了挑战性反应：我们天生是以性为主的吗？那么好吧，让我们就这样独特地存在，就这样以我们原本所具有的特殊性存在吧。让我们接受它的后果，重新创造我们自己这种类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存在……”（Foucault，1988，性自由派女性主义者认为，西方20世纪70年代的性革命对女性的影响比对男性的影响要大。在60和70年代初，大多数女性接受被动角色。她们避开性这一罪恶，通过幻想强奸来躲避对性欲的罪恶感。在传媒中，女性总是被表现为非性的，使人联想到死亡与责任。各类传媒总是将女性表现为避开欲望的、讨厌快感的、在性方面天真无邪的人物。在经历了性革命之后，女性的性模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女性幻想着掌握她们喜欢的男性，与许多人共享性快乐，以她们愿意和喜爱的方式付出和获得她们所向往的一切性快乐。

在20世纪80年代，女性的性心理发生了激烈的变化，性革命并未因里根和撒切尔的当选而停止，它在私人领域内化和发展。性的虚无主义的泛滥、艾滋病的肆虐、死亡的威胁以及对未来的失望被新出现的女性丰富多彩的性活动所扼制，其力量之大是前所未见的。

年代兴起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更是在性的问题上大作文章。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把性作为生命力的培养力量，将生殖器当作精神的一部分，而不是与精神相分离的肉体来看待。她们用性的语言、图像和表演交流思想和感情。她们将性的检查制度视为反艺术和反人性的。她们通过对性的肯定为自身赋权。她们通过爱上性的自我而获得快乐，治疗这个病态的世界。

有西方学者将性道德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人类的性活动处于自由散漫的状态，卖淫、通奸和随意的性交都不算不道德行为。在第二阶段（从纪元到20世纪中期），只有婚内的性活动才是道德的。在第三阶段，人类将享有完全的性自由。第一、三两阶段的区别在于，第一阶段只有男性享有自由，第三阶段女性也享有自由。

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二阶段。用福柯的话来说，在近现代，出现了性的话语的爆炸，似乎所有的事都与性有关，从孩子的坏习惯，到成人的肺结核，到老人的脑中风。福柯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和目标就是破除科学家、心理学家、性学家和心理分析家所经营的性专业的神秘性，破除性的确定性，揭示性在不同的时期和文化中是如何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他认为，并不存在这样一种东西：即某种固定的性冲动，一种本质。性是历史的产物。不同的时代、文化有不同的性话语。福柯研究这些话语是如何塑造了我们关于性的观念，又是如何规训和控制了我们的身体的。

福柯认为，性的历史因文化而不同，因此没有单一的性史，只有多个性史。性所具有的形式和意义与社会的权力关系有关。对福柯来说，性存在于权力关系的交差点上：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年轻人和年长者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牧师和俗人之间，行政机构与人口之间。

按照福柯的逻辑，当我们用对立的话语反击压迫时，例如如用女性主义话语挑战男尊女卑，用同性恋话语挑战将同性恋行为定义为变态的医学话语时，我们就进入了统治话语的领域。我们发明了新的标签和身份，它在向压迫挑战的同时，又用新的方式压抑我们：使我们陷入一种身份；强迫我们遵循我们所从属的群体或社区的规范；建构我们的思维模式，作为21世纪的同性恋者、女性主义者或反对性别主义的人，应当怎样思想，怎样做。按照福柯的思路，性专家垄断了传媒上的知识，向我们销售一套适应我们身份的商品。我们刚想改变一个体系，立即就成了这个体系的一部分。权力关系和话语在不断改变，可是我们永远不能逃避开它们。因此，抵制和反抗是一个持续的事业，它在随时随地发生着。按照福柯的观点，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发生的事态并不是性的解放，而是权力在性问题上的新话语与新技术对旧话语和旧技术的胜利。

虽然女性主义对福柯赞赏有加，但是也批评了他的性别盲点：他处理人的身体好象它是非性别的。其实在现实社会中，女性被规训为比男性更加驯服的身体，而这一点被福柯完全忽略了。最尖锐的批评甚至认为福柯在重新制造女性的“不可见性”。（S.L.Bartky，转引自Dunphy，29）人无完人，福柯不是神，他也有着源于自身社会地位和处境的种种不足之处。像他这样涉猎了很多学科和很多重大话题的“一般知识分子”（相对于特殊的专业知识分子）竟然几乎没有提到过性别问题，不能不被认为是他所处的优越社会地位（白人，男性）和性倾向（男同性恋，与女人几乎不发生关系，对异性毫无兴趣）所带来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