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先秦诸子散文(13)
凡观物有疑，中心不定，则外物不清。吾虑不清，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见寝石以为伏虎也，见植林以为后人也：冥冥蔽其明也。醉者越百步之沟，以为踬步之浍也；俯而出城门，以为小之闺也：酒乱其神也。厌日而视者，视一为两；掩耳而听者，听漠漠而以为哅哅：孰乱其官也。故从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牵也：远蔽其大也。从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长也。水动而景摇，人不以定美恶：水孰玄也。瞽者仰视而不见星，人不以定有无：用精惑也。有人焉以此时定物，则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决疑，决必不当。夫苟不当，安能无过乎？
夏首之南有人焉；日涓蜀梁。其为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见其影，以为伏鬼也；仰视其发，以为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气而死。岂不哀哉！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间，疑玄之时定之。此人之所以无有而有无之时也，而己以定事。故伤于湿而痹，痹而击鼓烹豚，则必有敝鼓丧豚之费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故虽不在夏首之南，则无以异矣。
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无所疑止之，则没世穷年不能无也。其所以贯理焉虽亿万，已不足浃万物之变，与愚者若一。学、老身长子，而与愚者若一，犹不知错，夫是之谓妄人。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恶乎止之？曰：止诸至足。曷谓至足？曰：圣王。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以务象效其人。向是而务，士也；类是而几，君子也；知之，圣人也。故有知非以虑是，则谓之惧；有勇非以持是，则谓之贼；察孰非以分是，则谓之篡；多能非以修荡是，则谓之知；辩利非以言是，则谓之谍。传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谓合王制不合王制也。天下不以是为隆正也，然而犹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邪？
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辨治乱，非治人道，虽能之无益于人，不能无损于人：案直将治怪说，玩奇辞，以相挠滑也；案强钳而利口，厚颜而忍诟，无正而恣孳，妄辨而几利；不好辞让，不敬礼节，而好相推挤：此乱世奸人之说也，则天下之治说者，方多然矣。传曰：“析辞而为察，言物而为辨，君子贱之。博闻强志，不合王制，君子贱之。”此之谓也。
为之无益于成也，求之无益于得也，忧戚之无益于几也，则广焉能弃之矣，不以自妨也，不少顷干之胸中。不慕往，不闵来，无邑怜之心，当时则动，物至而应，事起而辨，治乱可否，昭然明矣。
周而成，泄而败，明君无之有也。宣而成，隐而败，蔺君无之有也，故人君者，周则谗言至矣，直言反矣；小人迩而君子远矣！诗云：“墨以为明，狐狸而苍。”此言上幽而下险也。君人者，宣则直言至矣，而谗言反矣；君子迩而小人远矣！诗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
【赏析】
《荀子》中的这一名篇揭示了人类精神的最大公患——蔽；描绘了它的各种表现，它造成的巨大祸害；论述了精神的本质作用，指明了解6的根本途径和方式。
所谓“蔽”，是指人们的精神受蒙蔽的状态：心灵蔽塞，不能接受任何有益的东西：眼光受到蔽障，看不到事情的真相，分不清是非善恶；思想被限制和束缚，不能把握真理，进行创造性的思维。是什么东西蒙蔽了人的精神？荀子指出：事物令人喜爱，或是令人厌恶；事物初起时的状况，或其终结时的状态；事物的距离远，或是近；人的见识多，或是见识少；古代的经验，或是今人的认识都可能妨碍人获得正确的认识，阻碍精神的发展。这实际上是说任何事物，任何心理状态都可能成为精神的蔽障。
荀子对人类精神的公患给出了一个最一般的规定：“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事物的不同怎会导致蔽？事物和观念各有其特征和功用，因而各有其价值和吸引力，一旦心灵陷入盲目性，被某种外物或僵化的观念所支配，“私其所积”．“倚其所私”，就会产生片面性。可见，事物的差别性是蔽发生的外部条件，而认识的绝对化和被支配状态则是蔽产生的内在根本原因。这里他接触到人类谬误的最深根源，看到人们的精神往往倾向于把一种认识凝固化和绝对化，从而让自己受其支配。荀子实际告诉人们，如果心灵陷入盲目性，他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遇到任何事物都会发生谬误。
在用大量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说明蔽塞之祸，用许多富有启示的成功事例显示不蔽之福时，荀子极大地深化了对历史的总结。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人的精神状态是以往各种政治势力兴衰存亡的一个关键因素。由于从心术公患的角度看过去的学术史，他的眼光无比犀利，非常中肯地揭示了诸子思想的长处和短处。文中对墨子、宋钶、慎到、申不害、惠施和庄子思想的基本倾向的分析如此之精辟，对其根本观念和主要缺陷的概括如此之准确，以至于它们已成为历代学者评价诸子的一个主要依据。
荀子从内外、主客观两方面提出破除心灵蔽塞的方法。从外在的、客观的方面，他主张“兼陈万物而中县衡”。“兼陈万物”是为了克服思想的片面性。蔽实际上就是一种片面性，心灵为某物蔽障，见树木不见森林，即所谓“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他强调道“体常而尽变，～隅不足以举”，因此必须全面地认识事物，从荀子对举欲与恶、始与终、近与远等概念可以看到，他是要求从对立面的统一来把握全面性．他看到人们常常由于只见事物的矛盾而产生片面性。“中县衡”是指用“道”而不是个人的好恶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把真善美的完美结合作为自己一切思想、言行的最高目标。
从内在的、主观的方面荀子提出了虚壹而静的认识方法。“虚”是不让原有认识和先定观念妨碍接受新事物：“壹”是凝神执一，精神对外物的细察深究；“静”是指精神不受内心种种杂念、私欲、妄想和烦恼的干扰。所有这些都是要使心灵成为无蔽障的“大清明”。在荀子看来，精神要达到这种状态，最重要的是心灵摆脱受束缚和支配的状态，发扬其自主创造的本质作用，增强其能动性和活力，自禁，自使，自夺，自取，自行，自止，不因为外部的压力而改变自己的意志。
解蔽就是思想解放，荀子抓住了思想解放中两个决定性环节，即对真理的追求和高扬精神的主体性，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心知道和心自主。对于这两者的关系自古以来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强调前者而忽视后者，将精神的本质归结为某种价值观念，将某种理想规定为精神追求的终极目标，这种倾向往往导致绝对主义和思想的僵化；另一种只强调精神的自主性，主张心灵不应执着于任何价值观念和理想，其极端的表现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萄子力图避免这两种片面性，将精神对价值的追求与超越相结合，这是他对中国哲学的一个重大贡献。
性恶（节选自《荀子》）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故枸木必将待檗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使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目明而耳聪，不可学明矣。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将皆失丧其性故也。”曰：若是则过矣。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
所谓性善者，不离其朴而美之，不离其资而利之也。使夫资朴之于美，心意之于善，若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故日目明而耳聪也。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饥，见长而不敢先食者，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将有所代也。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问者曰：“人之性恶，则礼义恶生？”应之曰：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而为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工人斫木而成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圣人积思虑、习伪故固）．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后然者，谓之生于伪。是性伪之所生，其不同之征也。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弟兄资财而分者，且顺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则兄弟相拂夺矣；且化礼义之文理，若是则让乎国人矣。故顺情性则弟兄争矣，化礼义则让乎国人矣。
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故富而不愿财，贵而不愿孰，苟有之中者，必不及于外。用此观之，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然则生而已，则人无礼义，不知礼义。人无礼义则乱；不知礼义则悖。然卿生而已，则悖乱在己。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已。今诚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则有恶用圣王，恶用札义矣哉！虽有圣王礼义，将曷加于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恶。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孰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今当试去君上之孰，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与也；若是，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故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岂不过甚矣哉！故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矣。故蘖栝之生，为枸木也；绳墨之起，为不直也；立君上，明礼义，为性恶也。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直木不待蘖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将待蘖栝烝矫然后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圣王之治，礼义之化，然后皆出于治，合于善也。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问者曰：礼义积伪者，是人之性，故圣人能生之也。应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则瓦埴岂陶人之性也哉？ 工人斫木而生器，然则器术岂工人之性也哉？夫圣人之于礼义也，辟亦陶埏而生之也，然则礼义积伪者，岂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今将以礼义积伪为人之性邪？然则有曷贵尧、禹，曷贵君子矣哉？凡所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然则圣人之于礼义积伪也，亦犹陶埏而生之也。用此观之，然则礼义积伪者，岂人之性也哉？所贱于桀、跖小人者，从其性，顺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贪利争夺。故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天非私曾、骞、孝己而外众人也；然而曾、骞、孝己独厚于孝之实，而全于孝之名者，何也？以綦于礼义故也。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从情性，安恣睢，慢于礼义故也，岂其性异矣哉！
“涂之人可以为禹。”曷谓也？曰：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今以仁义法正为固无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则唯禹不知仁义法正不能仁义法正也。将使涂之人固无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而固无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邪？然则涂之人也，且内不可以知父子之义，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今不然，涂之人者，皆内可以知父子之义，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则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其在涂之人明矣。今使涂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本夫仁义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
曰：圣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然而不相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未必然也。虽不能为禹，无害可以为禹。足可以遍行天下，然而未尝有能遍行天下者也。夫工匠农贾，未尝不可以相为事也，然而未尝能相为事也。用此观之，然则可以为，未必能也；虽不能，无害可以为。然则能不能之与可不可，其不同远矣，其不可以相为明矣。
尧问于舜曰：“人情何如？”舜对曰：“人情甚不美，又何问焉？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问焉？”唯贤者为不然。有圣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则文而类，终日议其所以，言之千举万变，其统类一也，是圣人之知也。少言则径而省，论而法，若佚之以绳，是士君子之知也。其言也謟，其行也悖，其举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齐给便敏而无类，杂能旁魄而无用，析速粹孰而不急，不恤是非，不论曲直，以期胜人为意，是役夫之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