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先秦诸子散文(42)
纵横家主要为纵横，或合众弱以攻一强，此为纵；或事一强以攻诸弱，此为横。前者主要以连为主，故可知如何能用外交手段联合团结，是为阳谋多阴谋少；后者主要以破为主，故可知如何利用矛盾和利益制造裂痕，是为阴谋多而阳谋少。此为战略思想，是行辩术成大事的基础。若此不查则必游说而不成。对纵横谋士的要求：知大局，善揣摩，通辩辞，会机变，全智勇，长谋略，能决断。
名篇赏析
白马论（节选自《公孙龙子》）
“白马非马”，可乎？
曰：可。
曰：何哉？
曰：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
曰：有白马不可谓无马也。不可谓无马者，非马也？有白马为有马，白之非马，何也？
曰：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使白马乃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异马也。所求不异，如黄、黑马有可有不可，何也？
曰：可与不可，其相非明。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
曰：以马之有色为非马，天下非有无色之马也。天下无马，可乎？
曰：马固有色，故有白马。使马无色，有马如已耳，安取白马？故白者非马也。白马者，马与白也，马与白非马也，故日白马非马也。
曰：马未与白为马，白未与马为白。合马与，复名白马。是相与以不相与为名，未可。故曰：白马非马未可。
曰：以有白马为有马，谓有白马为有黄马，可乎？
曰：未可。
曰：以有马为异有黄马，是异黄马于马也；异黄马于马，是以黄马为非马。以黄马为非马，而以白马为有马，此飞者人池而棺椁异处，此天下之悖言乱辞也。
曰：“有白马不可谓无马者”，离白之谓也；不离者有白马不可谓有马也。故所以为有马者，独以马为有马耳，非以白马为有马。故其为有马也，不可以谓“马马”也。
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马者，无去取于色，故黄、黑皆所以应；白马者，有去取于色，黄、黑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马独可以应耳。无去者非有去也，故日白马非马。
【赏析】
《公孙龙子．白马论》提出并论证了一个著名的命题：“白马非马”。
一种观点认为，“白马非马”是个违反常识的错误命题，作者对它的论证是典型的诡辩。另一种观点认为，“白马非马”是个正确的命题，作者对它的论证深刻地反映出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逻辑思想。
以上两种观点的分歧，主要源于对“白马非马”这一命题中的语词的不同理解上。主张“白马非马”是错误命题的学者，把命题中的“白马”、“马”解释为实实在在的实体，把命题中的“非”解释为“不是”，指一种全异关系，从而把整个命题说成是“白马不是马”，认为《白马论》的作者不承认白马是马。主张“白马非马”是正确命题的学者，把命题中的“白马”、“马”解释为两个概念，把命题中的“非”解释为“不等于”，指一种相异的关系，从而把整个命题说成是“‘白马’不等于‘马’”或“‘白马’异于‘马’”，也就是说，“白马”和“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从语义上讲，“白马”、“马”确实可以指某种特定的实体，也可以指关于某种特定实体的概念；“非”是对“是”的否定，即“不是”。然而，在汉语（不论是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中，“是”在表示两者关系时，仍然是个多义词，有等于、包含于、属于等不同含义。由此，“不是”也就有不等于、不包含于、不属于等含义。“不等于”说的是两者之间不全同，有差异；“不包含干”和“不属于”说的是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全异的。若单从字面上看，可以把“白马非马”解释为“白马全异于马”，也可以把“白马非马”解释为‘白马’异于‘马’”。
通读《白马论》垒篇，可以看出，作者始终是围绕…白马’异于‘马…进行论证的。文中说，“异黄马于马，是以黄马为非马”，就是将“非”解释为“异”的一个例证。
《白马论》的作者在论证“‘白马’异于‘马’”时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思想：
第一，作者指出，“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就是说，“马”之名是指称形体的，“白”之名是指称颜色的。“白马者，马与白也”。就是说，“白马”之名兼指一形体与颜色。又说，“马者，无去取于色”；“白马者，有去取于色”。就是说，“马”之名不涉及颜色，“白马”之名则涉及到颜色。作者由此得出“白马非马”。很显然，这是从内涵方面揭示了“马”与“白马”两个概念的不同。“白马”的内涵比“马”多，多了一个命色的属性。
第二，作者指出，“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就是说，如果有人要一匹马，你送给他黄马或黑马都可以；如果有人要一匹白马，你送给他黄马或黑马都不可以。也就是说，“马”这个概念可以指称黄马、黑马等各种颜色的马，而“白马”这个概念则不能指称除白马以外的其他各种颜色的马。作者由此得出“白马非马”。很显然，这是从外延上揭示了“马”与“白马”两个概念的不同。“白马”的外延比“马”的外延小，它不包括黄马、黑马等除白色以外的各种颜色的马。
公孙龙是个有名的辩者，他有和别人进行论辩的“雅兴”。为作惊人之举，他有时可能故意把一个命题说得不那么明白，而又有意与人们的常识开玩笑。笼统地说“白马非马”，自然就可以有不同地解释。如果明白地说“白马”异于“马”，人们就不会同他辩了，他的“雅兴”也就无处可发了。
无厚（节选自《邓析子》
天于人，无厚也；君于民，无厚也；父于子，无厚也；兄于弟，无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勃厉之气，全夭折之人，使为善之民必寿，此于民无厚也。凡民有穿窬为盗者，有诈伪相迷者，此皆生于不足，起于贫穷，而君必执法诛之，此于民无厚也。尧、舜位为天子，而丹朱、商均为布衣，此于子无厚也。周公诛管、蔡，此于弟无厚也。推此言之，何厚之有。
循名责实，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职也。下不得自擅，上操其柄而不理者，未之有也。君有三累，臣有四责。何谓三累？惟亲所信，一累；以名取士，二累；近故亲疏，三累。何谓四责？受重赏而无功，一责；居大位而不治，二责；理官而不平，三责；御军阵而奔北，四责。君无三累，臣无四责，可以安国。
异同之不可别，是非之不可定，白黑之不可分，清浊之不可理，久矣。诚听能闻于无声，视能见于无形，计能规于未兆，虑能防于未然。斯无他也，不以耳听则通于无声矣，不以目视则照予无形矣，不以心计则达于无兆矣，不以知虑则合于未然矣。君者，藏形匿影群下无私，掩目塞耳万民恐震。
循名责实，案法立威，是明王也。夫明于形者分不遇于事，察于动者用不失则利，故明君审一，万物自定。名不可以外务，智不可以从他，求诸己之谓也。
治世，位不可越，职不可乱，百官有司，各务其形。上循名以督实，下奉教而不违。所美观其所终，所恶计其所穷。喜不以赏，怒不以罚，可谓治世。
其所以然者，乘势之在外推。辩说，非所听也。虚言向，非所应也。无益乱，非举也。故谈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谕志通意非务相乖也。若饰词以相乱，匿词以相移，非古之辩也。
故见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得其端，知其情。若此，何往不复，何事不成。
所谓大辩者，别天地之行，具天下之物，选善退恶，时措其宜，而功立德至矣。小辩则不然，别言异道，以言相射，以行相伐，使民不知其要，无他故焉，故浅知也。
夫自见之，明。借人见之，暗也。自闻之，聪。借人闻之，聋也。明君知此，则去就之分定矣。
【赏析】
《无厚》是今本《邓析子》中仅有的两篇之一。文章一开头就用归纳法证明了天地君亲“何厚之有”。由此为发端，有心批评当时朝廷政事的邓析，便在“安国”、“治世”、-成事”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人以为内容零杂，不妨视作作者的断想。
邓析既为“名家”，他特别强调“循名责实”，要求名实一致，“名不可以外务”。他认为，保持名的规定性，才能“案法立威”，这是“君之事”，是成为“明主”的首要条件。邓析联系当时郑国的政治，提出“君有三累”，即惟亲所信、以名取士、近故亲疏；其实这三累盖出于名实不符，要使“安国”，首先就要君无三累。可见在邓析这里，名实问题已经包含了社会政治的重大内容；这正如与邓析同时代的老子所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
要“安国”，自然要“治世”，怎样才能有一个安定清明的大好局面呢？“上循名以督实，下奉教而不违”，还是要求按照规定的名分行事：百官自有各自的职位，不可超越，不能乱行，要“各务其形”。治世的主要手段是赏与罚，确定赏罚的内容，才能慎赏明罚，由此邓析提出“喜不以赏，怒不以罚”，你所认为的好事要看看它最终的结果，你所厌恶的坏事也要看看它的方方面面。
如何才能做到“循名责实”呢？《无厚》中提出了一个“求诸已”的原则。这里的“己”，首先是事物的本身。对于事物，要“明于形”，“察于动”，即要弄清楚它的实际情况，了解它的发展变化。邓析深感于当时的情形是，异同不别，是非不定，白黑不分，清浊不理。于是他提出要“闻于无声”，“见于无形”，“规干末兆”，“防于未然”；而要做到这一切，便要“不以耳听”，“不以目视”，“不以心计”，“不以知虑”。这里所说的，似乎是不能仅仅以我们的感觉器官去知觉事物的表象，更要去深入事物的内部，洞察事物的联系，要对事物作一种理性的认识，惟如此才能“见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得其端，知其情。”这才是“成事”之本。
“己”的又一层意思，即“自己”，认识事物的主体。就是说，要靠自己去辨析、探求。“自见之，明。借人见之，暗也。自闻之，聪。借人闻之，聋也。”这种不泥古，不袭前人之成说的思想，是很有光彩的。
“名”是我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哲学与逻辑概念，《无厚》中充分体现了邓析的按名定实的观点。
晏子及《晏子春秋》
晏子，名婴，字平仲，春秋后期齐国的国相，曾在齐灵公、庄公和景公三朝任事，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以有政治远见和外交才能，作风朴素闻名诸候。他爱国忧民，敢于直谏，在诸候和百姓中享有极高的声誉。
《晏子春秋》是一部记叙春秋时代齐国晏婴的思想、言行、事迹的书，也是我国是早的一部短篇小说集。
它集中、详细地叙述了晏婴的思想和言行，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晏婴的精神风貌。
流传至今的《晏子春秋》，主要有八卷本和七卷本两种。
从内容上看，《内篇·谏上》、《内篇·谏下》二卷，主要是记载晏婴劝谏国君施行德政、体恤民苦、省刑慎罚、任贤使能、轻徭薄赋、尚俭抑奢等事迹；《内篇‘问上》主要是晏婴回答齐国国君所问的称霸诸侯、国家兴亡、天下得失、教化百姓等问题；《内篇。问下》主要记载晏婴同其他国家国君、大臣等人的问答，如与鲁昭公、晋平公、叔向等人谈论君臣关系、安国教民、富贵尊荣、立身处世等问题；《内篇·杂上》、《内篇。杂下》二卷主要记录了晏婴不与崔杼盟誓、不从齐景公夜饮、出使楚国、拒建新宅、乘弊车驽马、衣食弊薄、临终遗言等活动片断和事迹；《外篇》上下二卷，有些内容与前几卷重复，有的记载晏婴劝谏齐景公不要占星、占梦、禳灾的事迹，有的记载齐景公参加晏婴的丧礼过程和对晏婴的怀念，有的记载晏婴去世后的事情。
《晏子春秋》一书集中反映了晏婴及该书编著者以民为本的政治观。
春秋以来，随着“重民轻神”、“重人轻天”进步思潮的兴起，人们对民众地位、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提高，认为民众对君权的得失有极大的重要性，民众是政权得失、国家兴亡的决定性因素，民心向背决定战争的胜负。春秋末期的晏婴和《晏子春秋》的编著者，继承了前人以民为本的思想，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在全书的215章中，约有三分之二篇幅谈到“民”或与“民”有关的问题，提出“民，事之本也”，认为政事的成败关键在于是否顺乎民心，主张“爱民”，“重民”，“利民”，“乐民”，“富民”，“爱民为法”，“以民为本”，把是否爱民、重民作为为政者的最高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
《叔向问意孰为高》章记载：叔向询问晏婴说：什么样的道德为高尚？什么样的行为为尊贵呢？什么样的道德最低下？什么样的行为最卑贱？晏婴回答说：没有比爱护民众更高尚的道德，没有比使百姓欢乐更尊贵的行为了。没有比苛待民众更低下的道德，没有比损害民众更卑贱的行为。晏婴认为，国君做到爱民、重民、厚民、富民、乐民、顺民、恤民，就能使国家富强、社会安定；否则，就会使国家危亡、社会动荡。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晏婴多次劝谏国君要重民、爱民、保民，讲述爱民是“治国之本”的道理。譬如《谏筑长康台》章记载说：一年的秋收时节，齐景公追求逸乐，役使大批民工兴建长康台。有一天，齐景公举办大型饮宴，晏婴在旁边陪侍。晏婴心里牵挂着无法回家收获的民工，忧心忡忡，坐立不安。当酒过三巡，晏婴离开席位，边舞边唱道：“庄稼结穗啊不能收获，秋风吹来啊全都零落。风吹雨打全都飘散，上天无情不让民活。”晏婴唱完，泪下沾襟。酒酣耳热的齐景公明白了晏婴的讽谏，于是下令停止了工程，民工得以回家收获。这样，晏婴凭着同情百姓苦难的思想情感，把一场宫廷的宴饮歌舞，变成了劝谏齐景公的政治场所，从而展现了晏婴的聪明智慧。
《晏子春秋》突出强调治国安邦必须薄敛省刑。晏婴多次劝谏齐景公要减轻赋税，征发劳役不能耽误农时，山林湖泊的资源不能由公室垄断而应向社会开放。他批评齐景公的横征暴敛给百姓造成的严重灾难，致使百姓流离失所，途有饿莩，要求齐景公减免渔盐商人的捐税，关卡、市场让官吏只稽查而不征税，对农民只收取十分之一的赋税，等等。他多次劝谏齐景公不可穷奢极欲，而要尚俭抑奢，俭约为国，否则，就会造成民怨沸腾的局面，从而危及国君的统治。
晏婴主张以德治国，反对滥施刑罚。《晏子春秋》中记载了很多晏婴关于减轻刑罚的劝谏。他针对当时齐国“假足贵而鞋贱”的局面，劝谏景公摈除苛繁的刑法，不要以国君的喜怒为标准而随意赏罚。他劝阻了景公诛杀惊跑飞鸟的农夫，劝谏景公不要惩治因醉酒而误撞槐树的醉汉，阻止景公严惩砍伐竹子的人，劝谏景公赦免了砍伐揪树的人，劝谏景公不可随意杀戮抟土为砖的兵士等等。这些减轻刑罚的主张和措施，对缓和当时齐国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维持百姓安定的生活，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晏子春秋》还突出表现了晏婴的任贤使能思想。他从以民为本的立足点出发，主张把“爱民”与“任贤”紧密结合起来，认为国君不任贤使能是国家的大患之一，猛烈抨击那些阿谀逢迎、迷惑国君、混淆是非、专横跋扈的人是危害国家的“社鼠”、“猛狗”；强调国君要任用那些直言相谏、为民为国的贤能之士，主张国君要近贤人，远小人；认为君臣之间应“和而不同”，并用羹汤、音乐做比喻，认为臣子对国君不能投其所好、随声附和、助纣为虐，而应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匡正国君的过失，弥补国君的缺陷，这样才能达到君臣和谐协调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