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先秦诸子散文(41)
田忌问孙子曰：“患兵者何也？困敌者何也？壁延不得者何也？失天者何也？失地者何也？失人者何也？请问此六者有道乎？”孙子曰：“有。患兵者地也。困敌者险也。故日，三里沮洳将患军……涉将留大甲。故日，患兵者地也。困敌者险也。壁延不得者口寒也，……奈何？”孙子曰：“鼓而坐之，十而揄之。”田忌曰：“行阵已定，动而令士必听，奈何？”孙子曰：“严而视之利。”田忌曰：“赏罚者，兵之急者耶？”孙子曰：“非。夫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乱，令民畏上也。可以益胜，非其急者也。”田忌曰：“权、势、谋、诈，兵之急者耶？”孙子曰：“非也。夫权者，所以聚众也。势者，所以令士必斗也。谋者，所以令敌无备也。诈者，所以用敌也。可以盖胜，非其急者也。”田忌忿然作色：“此六者，皆善者所用，而子大夫日非其急者也。然则其急者何也？”孙子曰：“料敌计险，必察远近，……将之道也。必攻不守……”田忌问孙子曰：“张军毋战有道？”孙子曰：“有。伴险增垒，诤戒毋动。”田忌曰：“敌众且武必战有道乎？”孙子曰：“有，埤垒广志，严正辑众，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击无备，出其不意，必以为久。”田忌问孙子曰：“锥行者何也？雁行者何也？选卒力士者何也？劲弩趋发者何也？剽风之阵者何也？众卒者何也？”孙子曰：“锥行者，所以冲坚毁锐也。雁行者，所以触侧应也。选卒力士者，所以绝阵取将也。劲弩趋发者，所以甘战持久也。剽风之阵者，所以回口也。众卒者，所以分功有胜也。”孙子曰：“明主，知道之将，不以众卒几功。”孙子出而弟子问曰：“威王、田忌臣主之问何如？”孙子曰：“威王问九，田忌问七，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吾闻素信者昌，立义……用兵无备者伤，穷兵者亡。齐三世其忧矣。”
【赏析】
中国历史进入到春秋战国时代，曾发生了一次历史性的重大变革，这就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而这次变革的具体表现形式，则是以周天子为代表的西周奴隶制国家政权的急剧衰落，而代之以各诸侯国，甚至是大夫、陪臣的迅速崛起。如果说齐桓、晋文之争霸尚需利用“尊王攘夷”的旗号，以尊奉周天子的名义以取得“民心”，而至春秋后期，先有三桓逼鲁、三家分晋，继则有田氏代齐，均公然以强力而遂其所欲，并且迫使周王认可。及至战国七雄争锋之时，所谓“周天子”的威风气势，可谓已荡然无存。
以谋诈与强力牟取霸权，掠取土地，甚至统一中国，已成为雄心勃勃的诸侯之强者所倾力以求的理想目标。——立足于此，所谓“必攻不守”，“战胜而强立”，就成为一项基本的战略原则。这就是新兴地主阶级方将兴起之际的强烈进取的态势，其实质也正是当时的历史形势所提出的必然要求。而这一战略原则的提出者，正是孙膑。
孙膑认为，“兵”并无永恒不变的形势可以依恃，可胜，可败，胜则亡国可存，败则社稷可亡。虽然如此，亦不可乐兵好战。故孙膑又曰：“然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事备而后动。”对战争，要有充分的准备，决不可盲动。当孙膑在历述了上古三代之历史经验之后，又认为不得不进行战争：“故日，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三王，智不若周公，曰我将欲积仁义，武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此尧舜非弗欲也，不可得，故举兵绳之。”“绳”者，绳墨也，木工为取平直，必以墨线标之，超越墨线者，即以斧刨除之。故孙膑所谓绳之，乃以征伐的手段以平正之。所谓“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
既立足于以强力而服天下，故其基本的战略态势必然是进攻。孙膑入齐后，齐威王与田忌曾经十分详细地讨教了这方面的内容。如，“两军相当”，为之奈何？“用众用寡有道乎？…‘我强敌弱”，用之奈何？“敌众我寡”，用之奈何？“以一击十”有道乎？……凡所问，孙膑皆给予了相当满意的回答。然当田忌问及“兵之所急”者为何时，二人几乎吵了起来，田忌之所称，屡屡被孙膑所否定。尤其是两人争论之中孙膑所说的“将之道也，必攻不守”，实为孙膑兵学思想的灵魂所在，这既是当时之新兴地主阶级的历史性要求，也是孙膑兵学中最基本的战略原则。持续保持战略进攻的态势，正是春秋战国时期之“强者”的普遍心态。“七雄”之秦、齐、楚、魏，稍有机会，几乎都要寻衅兴兵，特别是秦、齐，或有“西帝”“东帝”之称，斯皆欲充当“统一中国”的魁首。孙膑所在的齐威王时代，曾有“齐国大治”之誉；然其后继之主，力薄才疏，最后还是让泰国摘取了“皇帝”的桂冠。——此乃历史之综合因素所致，实非一人之力、一事之成所可左右也。
图国（节选自《吴子》
吴起儒服，以兵机见魏文侯。
文侯曰：“寡人不好军旅之事。”
起曰：“臣以见占隐，以往察来，主君何言与心违。今君四时使斩离皮革，掩以朱漆，画以丹青，烁以犀象，冬日衣之则不温，夏日衣之则不凉，为长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车奄户，缦轮笼毂，观之于目则不丽，乘之以田则不轻，不识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备进战退守，而不求用者，譬犹伏鸡之搏狸，乳犬之犯虎，虽有斗心，随之死矣。”
“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故当敌而不进，无逮于义也；僵尸而哀之，无逮于仁也。”
于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觞，醮吴起于庙，立为大将，守西河。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吴子曰：“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
“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
“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谋，必告于祖庙，启于元龟，参之天时，吉，乃后举。民知君之爱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与之临难，则士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矣。”
吴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义者，所以行事立功；谋者，所以违害就利；要者，所以保业守成。若行不合道，举不合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举顺天人，故能然矣。”
吴子曰：“凡治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然战胜易，守胜难。故曰：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
吴子曰：“凡兵者之所以起者有五：一日争名，而日争利，三日积（德）恶，四曰内乱，五日因饥。其名有五：一日义兵，二日强兵，三日刚兵，四日暴兵，五日逆兵。禁暴救乱日义，恃众以伐日强，因怒兴师日刚，弃礼贪利日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日逆。五者之数，各有其道，义必以礼服，强必以谦服，刚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权服。”武侯问曰：“愿闻治兵、料人、固国之道。”起对曰：“古之明王，必谨君臣之礼，饰上下之仪，安集吏民，顺俗而教，简寡良才以备不虞。昔齐桓募士五万，以霸诸侯；晋文召为前行四万，以获其志；秦缪置陷陈三万，以服邻敌。故强国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胆勇气力者，聚为一卒。乐以进战效力，以显其忠勇者，聚为一卒。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聚为一卒。弃城去守，欲除其丑者，聚为一卒。此五者，军之练锐也。有此三千人，内出可以决围，外人可以屠城矣。”
武侯问曰：“愿闻陈必定、守必固、战必胜之道。”
起对曰：“立见且可，岂直闻乎！君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则陈已定矣；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则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
武侯尝谋事，群臣莫能及，罢朝而有喜色。起进曰：“昔楚庄王尝谋事，群臣莫能及，退朝而有忧色。申公问曰：‘君有忧色，何也？’曰：‘寡人闻之，世不绝圣，国不乏贤，能得其师者王，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群臣莫及者，楚国其殆矣！’此楚庄王之所忧，而君说之，臣窃惧矣。”于是武侯有惭色。
【赏析】
《图国》一篇，主题即在于“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吴起认为，单修文德，将灭其国；恃众好勇，亦丧社稷。“图国”，即谋治其国。吴起之治国，“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只有万民亲和，才可以战胜强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和”即民心、军心之所向，上下一致，官兵一致，亦即孙子所称小民与君上思想完全一致的“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以民心、军心为战争的政治基础，这既是儒、兵诸家的基本观点，也是战争活动的根本规律。当魏武候问“陈必定，守必固。战必胜之道”时，吴起竟答曰：“君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则陈已定矣；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则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吴起之答，似乎“文不对题”。武侯问“军事”，吴起答“政治”，何其“谬”耶？——若究其实，则不但不“谬”，实可谓“入木三分”也。
图国在“政”之清明，而不在“地”之险阻。“人和”居首，“天”“地”为次。如此鲜明的儒家观点出自吴起之口，非偶然也，吴起亦儒也。只有深刻理解“儒”与“兵”的统一，才能真正把握《图国》一文的精义所在。
论将（节选自《吴子》）
吴子曰：“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
“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
“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日理，二日备，三日果，四日戒，五日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
“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将之礼也。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尤生之辱。”
吴子曰：“凡兵有四机：一日气机，二日地机，三日事机，四日力机。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在于一人，是谓气机。路狭道险，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干夫不过，是谓地机。善行间谍，轻兵往来，分散其众，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谓事机。车坚管辖，舟利橹辑，士习战陈，马闲驰逐，是谓力机。知此四者，乃可为将。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寇不敢敌。得之国强，去之国亡，是谓良将。”
吴子曰：“夫鼙鼓金铎，所以威耳；旌旗麾帜，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耳威于声，不可不清；目威于色，不可不明；心威于刑，不可不严。三者不立，虽有其国，必败于敌。故曰：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
吴子曰：“凡战之要，必先战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其将愚而信人，可诈而诱；贪而忽名，可货而赂；轻变无谋，可劳而困，上富而骄，下贫而怨，可离而间，进退多疑，其众无依，可震而走；士轻其将而有归志，塞易开险，可邀而取；
进道易，退道难，可来而前，进道险，退道易，可薄而击；居军下湿，水无所通，霖雨数至，可灌而沉；居军荒泽，草楚幽秽，风飚数至，可焚而灭，停久不移，将士懈怠，其军不备，可潜而袭。”
武侯问曰：“两军相望，不知其将，我欲相对之，其术如何？”起对曰：“令贱而勇者，将轻锐以尝之，务于北，无务于得。观敌之来，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为不及，见其利佯为不知。如此将者，名为智将，勿与战也。若其众权哗，旌旗烦乱，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纵或横，其追北恐不及，见利恐不得，此为愚将，虽众可获。”
【赏析】
战争，是敌对双方的集体厮杀，其千军万马之所以能协调统一者，关键乃在于将军。故历代兵家之著述，无不给“将”以极其重要的地位。
《吴子·论将》开篇即言：“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此明显继承了孙武的思想。“总文武”者，“文”以附众，乃言民心、军心之所向；而“武”能威敌，更指将才、将能、将威所能发挥的重大作用。
由于一般人常以“勇”论将，吴起则对之特为辨析：“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将的作用，在于战争的，总体指挥，在于把握大局。只有深察敌情，准确判断双方的形势与动态，才能言及“勇”字。若“轻合”而不利，“勇”有何益？西汉李陵率步卒五千深入大漠，去迎战十万匈奴骑兵，诚可谓“勇”矣，其结果则是全军覆没，李陵亦被俘。此乃“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勇”字适为其害也。故吴起提出“五慎”以制约之。五慎：理、备、果、戒、约；“勇”仅是“果”的一种表现而已。
临机果断，是将军克敌制胜的重要手段，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旦战机错过，甚至可输全局。吴起论将，又专门分析“兵”之“四机”：“一曰气机，二日地机，三日事机，四曰力机。”“知此四机，乃可为将”。只有“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敌”，才能称得上“良将”。
吴起论将，不但论及为将之品格，而且言及对于敌将的判断，即通过对敌将之品质与指挥能力的分析，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权，则不劳而功举。”“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此足见“将”在战争过程中的重大作用与特殊地位。
纵横家与名家散文
战国时以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为主的一派，主要人物是鬼谷子，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第划谋多从主观的政治要求出发。合纵派的主要代表是苏秦，连横派的主要代表是张仪。
纵横家出现于战国至秦汉之际，多为策辩之土，可称为中国五千年中最早也最特殊的外交政治家。他们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当时割据分争，王权不能稳固统一，需要在国力富足的基础上利用联合、排斥、危逼、利诱或辅之以兵之法不战而胜，或以较少的损失获得最大的收益。他们的智谋、思想、手段、策略基本上是当时处理国与国之间问题的最好办法，是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历史阶段，其在历史条件下所创造的智慧是后世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超越的。纵横家人物多出身贫贱，在最艰苦的投机倒把下是一种人类智慧的超常解放、创造和发挥，他们以布衣之身庭说诸侯，可以以三寸之舌退百万雄师，也可以以纵横之术解不测之危。苏秦佩六国相印，连六国逼秦废弃帝位；张仪友才大略，以片言得楚六百里；唐雎机智勇敢，直斥秦王存孟尝封地；相如虽非武将，但浩然正气直逼秦王，不仅完璧归赵，而且未曾使赵受辱。纵横之士智能双全，有不乏仁义之辈，其人其事若鉴于当代，亦必可使受益者非浅。
鬼谷子，战国时人，籍贯不详，以隐于鬼谷而得名。曾授苏、张、孙、庞四大弟子，皆战国时风云人物。其后习鬼谷纵横术者甚多，著名者十余人，如苏秦、张仪、甘茂、司马错、乐毅．范雎、蔡泽、邹忌、毛遂、丽食其、蒯通等，事皆详于《战国策》。
今仅存《鬼谷子》十三篇、《战国策》三十三篇（非其门徒著，主要是纵横谋士之言行，也可以为纵横家实战演习）、《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鬼谷子后附《本经阴符》七篇乃修身养性之法，本经意为基本纲领，阴符为隐秘的符言，非常神秘。唯读者可有悟但不能道出精髓，所谓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鬼谷子》一书理论非常详细俱体，也非常微妙，不是轻易可以说出来的，更重要的是这本书重在用，若学而不用，长久必有害。《战国策》一书是游说辞总集，几乎所有纵横家谋士的言行都在此书。有三大特点：一智谋细，二虚实间，三文辞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