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史家典籍(11)
推荐管仲起因子桓公欲立鲍叔牙为太宰（相当于宰相）。鲍叔觉得太宰地位煊赫，于国家前途命运关系甚大，非“天下之才”管仲莫属。这里有两点要注意：一、鲍叔牙是齐桓公的师傅，无论避难出奔，还是回国夺取政权，都是劳苦而功高，出任太宰，也是顺理成章，理所应当的。难能可贵的是鲍叔牙并不以此心安理得，更不居功自傲，而是以国家利益为重，坚决推辞任命，“若必治国家，则非臣之所能也。”二、当时的齐国虽为大国，但内乱日久，国力衰弱，百废待举，非栋梁之才担纲治政，不足以拨乱反正．转弱为强。鲍叔牙认为管仲正是太宰的最恰当人选。“若必治国家者，则其管夷吾乎！”接连二个“若必治国家者”，正强调出鲍叔牙是一个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人物。
鲍叔牙推荐管仲的理由是和自己作对比的，也许是设身处地，更有说服的力量。鲍叔牙所举五个方面不如管仲。第一“宽惠柔民”，指加惠和安抚人民；第二“治国家不失其柄”，指确立治国的准则；第三“忠信可结干百姓”，指以忠实诚意取信于民；第四、“制礼义可法于四方”，指制订礼义规则，使四方百姓有法可依。第五“执抱鼓立于军门”。指加强战备，教民勇于参战。这五个方面侧重于法律礼制、教育和军事，似乎缺少农耕经济方面的内容，但按传统观点看，仍不失为使齐国富强，称霸天下的必要条件。从中更可看出鲍叔牙并不满足现状，处处为齐国未来着想的远大政治眼光。
应当说，作为未来霸主的齐桓公对于鲍叔牙从上述五个方面来力荐管仲，还是有吸引力的。但齐桓公要接受管仲还得克服一大心理障碍，那就是一箭之仇。“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钩，是以滨于死。”也就是说营仲差一点要他送命，这是桓公在感情上所不能接受的。鲍叔牙并没因桓公的不高兴而中止对管仲的推荐，仍据理力争，说管仲当时是“为其君动也”，他用箭射您，正表明他对公子纠的忠心。同样，“君若宥而反之”，管仲也一定会忠心耿耿为您所用。鲍叔牙深知齐桓公急于成就霸业，急需网罗能辅佐霸业的人才，因此抓住齐桓公这主要的心理特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说服齐桓公克服“一箭之仇”的心理障碍，同意起用管仲。由于前面文章做了大量铺垫，所以这里仅用“若何”，一笔带过。而鲍叔牙也只用“请诸鲁”三个字作答。简洁的对话，一方面说明桓公与鲍叔牙已经达成共识：另一方面也说明事不宜迟，果断利索才能促成大事。
第一部分的最后一层意思是如何才能从鲁国请回管仲。桓公深知鲁国君臣并不全是庸碌之辈，像谋臣施伯一定知道管仲回齐国的后果是什么。因此，齐桓公预计施伯会出来阻拦管仲返齐的。胸有成竹的鲍叔早已巧计在手，从容回答说：“使人请诸鲁，曰：寡人有不夸之臣在君之国，欲以戮之于群臣，故请之。则予我矣。”也是在一箭之仇上做文章，说得头头是道。
文章的第二部分是按鲍叔牙巧计接回管仲。果然不出桓公所料，鲁国谋臣施伯一眼看穿了齐国的意图，他对鲁庄公说，齐国要求将管仲送还，并不是要杀他，而是要用他。管仲是“天下之才”，如齐桓公将管仲接回去，并让他管理朝政，“则必得志干天下”。这对作为邻国的鲁国是十分不利而危险的。听了施伯一番分析，鲁庄公只有说“若何？”。同样是“若何”两个字，鲁庄公说的和齐桓公所说，效果正好相反，显示了鲁庄公的无能。还是施伯替他想个办法：“杀而以其尸授之”。然而，在齐使的威逼下，鲁庄公哪里敢杀管仲，只得“使束缚以予齐使”。
最后，管仲回到齐国，受到齐桓公热列隆重的欢迎。这里，不仅能看出齐桓公的豁达大度，也说明他求贤心切。弃桓公日后能成为春秋头号霸主，与他这些性格特征是分不开的。
鲍叔荐管仲，桓公求管仲。一则以“荐”，一则以“求”，两相配合，终于成功。齐国霸业，从此起步。
《战国策》
《战国策》体例与《国语》大致相近，基本上以记言为主，记事为辅。所涉史实，上自三家分智氏，下至秦灭六国，凡二百四十余年。但全书并无贯穿始终的完整线索，多数年代模糊，人物事迹往往前后抵牾，少数篇章残缺不全，属于资料汇编性质。
关于《战国策》的作者，历代都有猜测和争论。
《战国策》主要反映纵横家的思想。所谓“纵横家”，成分比较复杂。其中不少是有才能、有见识的政治家、外交家，他们知识渊博，十分注意了解和分析研究当时各国形势及国与国之间的利害关系，然后根据不同情况和特点，提出不同对策。他们像高明的棋师，善于利用矛盾，趋利避害，变被动为主动，有的能从长远和大局出发，用三寸不烂之舌制止诸侯之间的不义之战，客观上反映了人民群众反对战乱、渴望和平的愿望。像《齐策五》“苏子说齐闵王”，就明确提出不要主动挑起战争，战争乃是一场大灾难。对于秦国的武力征服天下，破城略地、屠杀无辜的行为，《战国策》表示强烈谴责。对六国中不畏强暴的英雄予以热情赞扬。对宣扬苟安投降，割地媚敌的错误意见，提出尖锐批评。这种思想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大多数群众的爱憎。
由春秋到战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时期，周天子的权威和礼的约束力都已荡然无存，产生于这种背景下的《战国策》一书，生动反映了历史的巨变，表现了那些“游说权谋之徒”的思想特点。
首先是重士的思想。随着宗法关系的瓦解，新兴的士阶层日益崛起，逐渐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在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地的激烈角逐中，士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战国策》以大量事实展示了土的重要作用，说明贵士、用士的巨大效果。如《燕策一》记燕昭王为向齐国报仇，师事郭隗，招诱天下之士，于是“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土争走燕”，燕国终于强大起来，联合五国以伐齐。
其次是崇实尚利的观念。战国之时，传统伦理观念受到新兴社会意识的尖锐挑战，人们撕去了笼罩在国家与人际关系方面的礼的面纱，而代之以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崇实尚利的价值观盛行于一时。在《战国策》中，人们可以看到，名利思想正在侵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原动力。楚攻韩，韩派尚靳求救于秦，秦宣太后开口便先谈利，说：“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利焉？”吕不韦见到在赵为质的秦公子异人，回家便问其父：“耕田之利几倍？”“珠玉之赢几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然后资助异人以投机。孟尝君被齐王放逐，门客离他而去，谭石子劝他说：“事之必至者，四野；理之固然者，富贵则就之，贫贱则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请以市谕：市，朝则满，夕则虚。非朝爱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愿君勿怨。”公然为唯利是图的市侩行为辩护。书中有不少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为获取富贵利禄而不择手段，顽强进取，甚至置传统道德信念于不顾。如苏秦认为：“且夫信行者，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皆自覆之术，而谋进取之道”。苏代也宣称，孝、信、廉等道德标准不足取，认为“廉不与身俱达，义不与生俱立；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作者对此津津乐道，大力宣扬，特别赞赏那种忍辱发奋以成就功名的思想和行为。例如苏秦在困境中发奋攻读，终于身至卿相，作者对他极力颂扬。
在这种政治思想指导下，谋臣策士们不再谈论“敬天保民”和道德信义，而是崇奉审时度势，运用诈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谋略、外交与游说的作用被抬到无以复加的地位。而他们的汁谋叉多半与尔虞我诈，倾轧陷害紧密相连。如齐助楚攻秦，秦欲伐齐，先派张仪赴楚，拆散齐、楚联盟，许之以商于之地六百里；楚王绝齐，秦又暗中与齐联合，而不予楚商于之地；楚王大怒，举兵伐秦，秦、齐、韩三国共供之，大败楚军。象这类只求一时效果，不讲信义的诈谋权术，被作者极力推崇。
《战国策》赤裸裸地宣扬为个人名势而奋斗，提倡不顾道德信义的短期行为，只讲权，不讲经，带有严重的局限性。除了这些纵横家的思想主张，书中也反映了一些有时代特色的进步观点。有的作品赞扬了以道义自持之士，如《赵策三》记秦围赵邯郸，魏王畏惧秦国，派辛垣衍劝赵国尊秦为帝，身为齐人的鲁仲连坚决反对这种投降行为，他向辛垣衍表示：
彼秦者，弃礼义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则肆然而为帝，过而连正于天下，则仲连有赴东海而死矣，吾不忍为之民也。
当赵国解脱危难，平原君酬谢鲁仲连时，他又表示：
所贵于天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既有所取，是商贾之人也．仲连不忍为也。这种不畏强暴，见义勇为的思想品质，与那些唯利是图之士截然不同。又如《齐策四》记赵威后问齐使，先问岁与民，而后问王，反映了鲜明的民本思想；《赵策二》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对其勇于革新的精神大加肯定；《赵策四》记触龙说赵太后，批评统治者的子孙“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这些思想在当时都有积极意义。此外，儒、道、法等各家学派的思想在书中都有体现，这也反映了当时思想活跃，百家并存的时代特点。
《战国策》的寓言故事
《战国策》的寓言故事丰富多彩，大致可以分为动物寓言、社会寓言和历史寓言三大类。
《战国策》的动物寓言，主要通过拟人化的方法，把动物的兽性特征和某些人的社会意识有机结合起来，含蓄地体现某种政见和哲理，自然贴切而义意味深长。例如“鹬蚌相持”：
赵且伐燕，苏代为燕谓惠王曰：“今者臣来过易水，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钳其喙。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之。今赵且伐燕，燕赵久相支，以弊大众，臣恐强泰之为渔父也。”鹬和蚌互相抓住对方的弱点，死死咬住不放，都只看到自己有利一面，而不顾后果。通过这样的想象，人们可以从一般动物争斗中得到可供人类社会借鉴的经验教训。再如“狐假虎威”，狡猾的狐狸借助老虎的淫威，吓得山中百兽望风而逃，竞使得老虎误以为狐狸真是天帝“使其长百兽”而不敢吃它。《战国策》用来说明诸侯之所以害怕楚将昭奚恤，是因为他背后有楚王的强大力量。到了后世，引申而为成语，讽刺豪奴悍婢依仗主子势力欺凌百姓的恶霸行为。
还有些寓言，虽然不是动物，但也运用了拟人手法。如“土偶与桃偶”，作者抓住土偶遇水虽然分解终究复归本土，桃偶遇水则漂浮四方不知所归的特点，说明一个人（尤其是统治者）在政治上不能离开根本之地，否则流浪异国将无所依托，意味深长，可能是当时的民间传说。
社会寓言是把社会上某一类型人物的愚蠢可笑或异乎寻常的行为用漫画化手法加以夸张，异常荒谬，使之更集中更突出更具有典型性，从而寄寓深刻的教育意义。故事主角无姓名，只是“某人”、“有人”或“宋人”、“楚人”；也未必实有其事，但生活中的确存在类似现象。它包含的讥讽作用与笑话同，但它影射比喻较为普遍的社会问题，故又别于一般生活趣谈和浅薄笑料。更高级的社会寓言，除体现作者当时所要说明的事理外，往往还具备一定哲学意味。
如《齐策二》“画蛇添足”：
楚有祠者，赐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谓曰：“数人饮之不足，一人饮之有余。请画地为蛇，先成者饮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饮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画蛇曰：“吾能为之足。”束成，一人之蛇成，夺其卮曰：“蛇固无足，子安能为之足？”遂饮其酒。为蛇足者，终亡其酒。寓言的本旨是陈轸劝说楚将昭阳，位高爵重，无以复加，必须知足，不然会有爵夺身亡的危险。然而其客观意义更为普遍。它讽刺了那种不顾客观实际而做出多余举动的蠢人，提示人们，世界上的各种事物都有具体的规定性，不能随意超越，不然就可能弄巧成拙。
又如“南辕北辙”：
今者臣来，见人于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驾。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将奚为北面？”曰：“吾马良。”臣曰：“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虽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数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故事本意是反对魏王以武力征服天下，读者却可以从中体会到，做任何事情必须有正确的方向，否则主观努力愈大，距离所要达到的日的愈远。
再如《宋卫策》所记新妇进门出丑的故事：
卫人迎新妇。妇上车，问骖马，“谁马也？”御者曰：“借之。”新妇谓仆曰：“拊骖，无笞服。”车至门，扶，教送母曰：“灭灶，将失火。”入室见臼，曰：“徒之牖下，妨往来者。”主人笑之。此之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为笑者，早晚之时失也。嘲笑对象是个快嘴新媳妇，但人们却可以从中得到说话做事必须选择适当时机的启示，哲理意味同样是浓郁的。
利用某些真实历史人物的言行，附会以虚构的情节，从而寄寓更深刻道理的故事叫做历史寓言。它不同于确凿可靠的信史，因为某些情节可能是后人捏合改造的，显然靠不住。但又不同于一般民间传说，其重点不在故事本身，而是作者所要进一步阐明的某种见解，言在此而意在彼。其作用不在于寻找论证的历史根据，而是充当说理的形象比喻。例如《秦策二》的“曾参杀人”，作者编造这个故事，目的并非替曾参辩诬，而是要说明，流言可畏，众口铄金，提醒人们特别是统治者对舆论不可轻信。再如《燕策二》的“伯乐一顾而马价十倍”，伯乐是出名的相马专家，引起他注意的马一定是好马。故事说伯乐接受卖马者的贿赂而故意回顾以提高马价，很可能并不符合伯乐的真实个性。但作者的用意并非批评伯乐或揭露卖马者，而在于说明有了名人推荐，庸才也会身价倍增。当然，读者也可以从中吸取不要崇拜虚名，不能认人不认货的教训。《楚策四》的“惊弓之鸟”，目的不是赞扬神箭手更赢的绝技，而是以负了重伤的鸟不能再受惊吓，比喻心有余悸的失败者不堪委以重任。《西周策》记名将养由基百发百中，人皆称善，一过路人只说“可教射”。养由基不高兴，求他教射。那人说，我不能教你如何射箭，但是知道如果不停地射，不知休息，一会儿筋疲力尽，一发不中，就前功尽弃了。主旨是告诉人们做事要留有余地。
《战国策》的寓言，大部分情节完整，首尾清楚，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不仅是作为比拟的修辞手段。其所反映的思想皆能切情人理，贴近社会生活，具有较强的现实性，主题鲜明，使人一看就明白，不像《庄子》寓言那样洗洋恣肆，不易捉摸。《战国策》寓言多用于口头陈说，所以保留着某些口语的痕迹，浅近朴素，不加修饰，明白晓畅。许多寓言在后世演变为成语，至今仍在使用。
《战国策》的散文艺术
《战国策》的文章，许多是当时游说之辞的记录，由于社会风气的变化，春秋时期从容辞令的行人，演变而为剧谈雄辩的说士。他们以出谋划策为主要职业，善于权衡利弊，根据不同对象的不同身份地位，揣摸其不同心理个性，适应其不同嗜欲爱好，采取不同的说理方法。或因其所好，避其所忌，或以小见大，由近及远，曲折而有效地说明问题。不少文章，观察敏锐，见解深刻，方式巧妙，语言机敏，一直被认为是古典散文中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