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1916日历(11)
国务院下令中国、交通两银行暂停兑现。因中国、交通两银行大量对北京政府垫款,引起现金亏空,发生挤兑风潮,国务院下令“所有该两行已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所存之准备现款,应责成该两行一律封存”,命令各省官员酌派军警监视,并“严行弹压,禁止滋扰”。上海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接到国务院命令后,以银行经营,首重信用,停兑纸币,拒付存款,所关至钜,急与股东联合会筹商,14日决定银行事务“悉归股东联合会主持,以后政府不得提用款项,一切悉照普通银行营业办事”,拒绝执行国务院停兑付现命令,照常随时兑现兑付。并请外国律师代表管理。15日,上海汇丰、麦加利等外国银行决定筹银200万元贷与中国银行,以为兑换钞票支付存款之准备。16日,上海总商会分电国务院及外交、财政、交通、农商各部和中、交两行管理处,告已先将交通银行钞票定期兑付,请速会商公使团转恳上海麦加利等添借70万元,以救危局。因上海中国、交通两行设于公共租界内,故敢于拒绝奉行国务院通令,其他地方则不得不遵令办理,令一般商民极为困惑。6月1日,袁世凯下令试图解释,商民务当依旧行使中国、交通两银行所发行纸币,称“所有该两行纸币,为全国信用所关,本与现金无异,政府负完全责任,一俟金融活动,即照纸币面额,定数担保,照常兑现”。8日,天津各界代表严修等电请黎元洪取消中国、交通两行停止兑现阁令,以维持国家信用,保全四万万众身家性命。10月25日,北京中国银行以筹备充足,先行兑现。黎元洪并令由财政部迅速筹款,从速开兑北京交通银行之兑换券,在未开兑以前,仍一律使用。至1917年4月30日,交通银行才在沪、苏、浙分行恢复兑现。
北京政府与日本大仓洋行签订华宁公司库券合同。借款100万日元,以该公司所属江宁凤凰山铁矿作担保,后改以国库券作担保。
北京政府与美国广益公司签订借款合同
(5月13日)
为导淮改良运河,借款300万美元,年息七厘,按九折实交,限凹年还清,以江苏省运河现在或将来征收的税款(厘金除外)作担保。为开办此项工程,于清江浦设导淮改良运河工程总局,由中国政府委派督办一人,辅以美国总工程师及总会计员各一人。
5月14日天津惠民公司与法国军部代表签订招募华工合同
年初,梁士诒、叶恭绰依法驻华公使康悌建议,指派梁汝成、李兼善等与法国军部代表左治陶履德上校订立在华招工合同,筹办惠民公司。6日,梁汝成等就此事呈报外交部立案,并将招工事宜悉归该公司专办。是日,双方签订招募20万赴欧参战华工合同,于是日起至次年8月止,相继在天津、香港、浦口、青岛附设招工机构。此后,俄、英两国援例分别在哈尔滨、威海卫等地招送华工。7月12日,惠民公司所招首批华工1698人,由天津大沽口乘船出发开赴法国。从7月起至次年12月止,赴法华工25批,共31656人。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赴欧华工总计约20余万人。
《民彝》杂志在东京创刊
(5月15日)
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创办的政论刊物,由总会文事委员会编辑,李大钊为编辑部主任,张梓芳、陈溥贤、黄觉、刘明敏等为编辑。以主持正义,昌明学术,并灌输近世文明,增进民国福利为宗旨。分设撰著、评论、通讯、论坛、译述、杂俎、会务、余录、会计报告等栏目,探讨国体,评论时局,主张以辛亥革命失败为鉴,反对袁世凯独裁,反对革命的新人物与旧官僚的调和,并报道该会会务,发表纪念烈士诗文作品及各国在中国矿山、铁道权,山西票庄等调查报告。李大钊以守常署名发表《民彝与政治》,充分表达对民主共和制度的赞赏和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鞭笞。因受日本当局迫害,自8月30日第2期起迁回国内,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发行。1917年2月15日,出至第3期终刊。
5月17日。中美签订铁路借款垫款合同。交通总长曹汝霖与美商裕中公司代表卡利签订建造铁路合同,议定中国政府应规定长1500英里(约2400公里)内的铁路由裕中公司承造,起止地点为湖南衡州府至广西南宁、山西丰镇至甘肃宁夏(即银川市)、甘肃宁夏至兰州府、广东琼州至乐会、浙江杭州至温州。经费由裕中公司借垫,由该公司发行债票,总数不得逾美金1000万元,年息五厘,5C年内本息还清。后因袁世凯去世,政局变动,暂时搁置。又由于俄、英、法三国提出异议,交通部曾试图与美商协商废约,但遭拒绝,遂于9月29日双方将合同改订,继续有效。在增订合同附件中规定修筑里程改为1100英里(约1670公里),线路改为株钦线(自湖南株洲起经邵阳、广西桂林、柳州至广东钦州)700英里,周襄线(自河南周家口起经南阳至湖北襄阳)200英里,及另行商定补足1100英里的其他线路。10月11日,日、俄、英、法四国驻华公使以新订中美铁路合同所载路线有碍各国权利,向外交部提出抗议。故合同签订后,承造铁路起止地点,限于湖南株洲至广东钦州。30日,由交通总长许世英与美商签字,借款额仍为1000万美金,实收九三,年利六厘;以华人任总办,美人任技师长、会计主任。1917年1月26日,许世英呈拟周襄铁路线归美商承修。3月30日,法驻华公使康悌照会外交部抗议由美商敷建株钦铁路。4月20日,法使再向外交部质问中美铁路合同。裕中公司曾于1916年6月、1917年11月和1920年3月各垫款50万美元,合计150万美元。该公司旋即停止营业,事遂中止,垫款则均被挪作军政费用。
南京会议开会
(5月18日)
冯国璋提出调停大纲八条后,不顾舆论反对,5日抵蚌埠密晤倪嗣冲,6日冯、倪同赴徐州,与张勋策划召开南京会议,由三人联名电请袁世凯和未独立各省。在致袁电中请其“切勿轻听流盲,灰心退位,并希振作精神,专意维持外交”,内乱由张勋等人“负完全责任”。在致各省通电中请各派代表一人于15日前齐集南京,“开会协议,共图进止”,以对付西南方面。11日,倪嗣冲担心冯国璋届时临时提议劝袁世凯退位,至南京与冯拟定南京会议大纲四则:(一)以国家存亡为第一问题;(二)以袁氏退位与否为第二问题;(三)袁退位而中国存,则主退;(四)袁骤退而中国危,则暂主不退。15日,袁世凯电饬冯国璋、张勋、倪嗣冲,自谓“决无贪恋权位之意。然苟不妥筹善后而撒手即去,听国危亡,固非我救国之本愿,尤觉无以对国民”。请“切实研求,速定方针,随时与政府会商”,期望南京会议妥筹善后办法。因代表未齐,会议延期举行。是日,南京会议开会,与会有江西、山西、山东、河南、奉天、吉林、黑龙江、湖南、湖北、福建、上海、直隶、热河、哈尔滨、绥远、安徽、江苏等省区代表共23人,公推冯国璋为主席。会议首先讨论总统去留问题,多数代表以情形危急,赞成袁世凯即行退位。冯以此事关系重大,未可冒昧表决,宣告散会。19日,南京会议举行第二次会,倪嗣冲自蚌埠率三营卫队前来参加,并在会上首先发言,主张不宜变更元首。原主张袁世凯退位者多转变态度,或竟赞成袁暂不退位,会议未达成任何协议。20日,南京会议举行第三次会,冯国璋提出:“袁总统本应退位,惟宜向国会辞职,本会碍难建议。”议商以此意拟稿通电各省。22日,会议续开,冯国璋将电稿交付讨论,争论颇多,冯决意取消由国会解决之说,代以分电独立各省,遣派代表前来开会,共商善后之解决。各代表皆表示赞成,将原电稿修正发出,请独立5省选派代表,与17省代表“公同研究,议决实行”。
25日,张勋代表万绳拭返徐州报告南京会议情形,张闻之大为愤怒,通电称袁世凯“万无退位之理”,要求各省“联名公电挽留,共抒公愤,表示决心,固结团体一致进行”,“即使将来和议不成,必出以战”,“勋虽不敏,愿任其难”。同日,袁世凯亲信阮忠枢函告张勋,以为南京会议必无良好结果,即商请倪嗣冲“迅约各省代表,汇集徐州,结成团体,预备各种抵制宁垣之法”。28日,军务院致电冯国璋,拒绝调停,谓“非项城退职去国,时局断无从解决”。
30日,南京会议举行第四次会,冯国璋表示对张勋等主战“不敢赞同”,以为停战期限将满,南方各省又未一致复电,建议将会议暂时解散。各省代表多不赞成解散,要求再缓数日,以待张勋、倪嗣冲复电。未几,张勋复电也赞成解散,南方独立各省拒绝与会,冯遂于6月初宣告解散南京会议。同时致电北京,陈述三项办法:“第一或宣告退位,尚可继续开议;第二或另订办法,以求转机;第三如仍无相当手续,国璋能力只可维持江苏秩序,不至紊乱,其他未能兼顾。”
陈其美坐像陈其美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其美苦于讨袁资用匮乏,袁党以许国霖、程子安伪设鸿丰煤矿公司,勾通李海秋,诡称公司有一矿地,拟向日本中日实业公司抵押借款,如陈介绍签约,愿以借款4/10补助革命军资。是日下午,许国霖、李海秋等五人至萨坡赛路14号陈寓所,李借口未带合同外出;忽有歹徒二人持枪闯入,向陈连发数枪击中头部要害当即死亡。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吴兴人,1877年生。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任沪军都督。1913年“二次革命”时,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失败后,赴日本,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1915年9月受孙中山之命回国,以淞沪司令长官名义组织讨袁。11月派人刺杀上海镇守使郑汝成。12月策动肇和舰起义。在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后,任江浙皖赣四省总司令。1916年4月运动驻沪陆海军起义。5月18日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刺杀。1917年5月12日遗体在沪法租界举殡;18日归葬湖州碧浪潮。
章太炎欲以赴津治病为名逃离北京未果。随后被袁之暗探拥至巡警总厅。6月7日,因袁世凯已去世,章太炎作书请见黎元洪,并求解禁。8日,章解除“幽禁”获释。25日由京赴津转轮南下,30日抵沪。《中华新报》曾连日刊载欢迎章太炎的报导。
5月19日。第四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举行,20日结束。
法国殖民当局在广州湾征收妓女税及各种罚款
(5月20日)
陈宦头像法国驻越南印度支那总督发布《广州湾市政警政管理条例》,允许妓女公开卖淫,规定年满18岁之妇女或女子,其欲照常操妓业者,名曰公妓,或住于各散馆,或居于特殊旅馆,每人每月缴纳二元越南币。又规定:猪上街,主人要罚款;居民口角相争,双方都要罚款;门口有垃圾,户主要罚款等等,少则罚越南币几角,多则几元、十几元甚至几十元。广州湾当局将罚款及妓女税缴给法国驻越南印度支那总督,由其从中拨出部分作为广州湾行政费和市政建设费。1917年1月29日,外交部就法国对广州湾居民加税每年每人四元一事,向法驻华公使提出抗议。
陈宦被迫宣布********
(5月22日)
四川实现停战后,蔡锷加紧对四川将军陈宦的工作,四川各地亦纷纷宣告独立。4月14日,蔡锷致电陈宦促其从速宣布独立,并派代表陈光勋赴成都与陈商谈。30日,萧德明于四川大竹宣布独立,自称中华护国军四川东路总司令。5月1日,四川广安、岳池独立,民军反袁声势日益扩大。3日,陈宦在将军署召开会议,蔡锷与刘存厚均有代表列席,与会者多主张独立,陈担心若宣布独立,袁世凯必派曹锟军来攻,川军难以抵御,在情势所迫下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罢兵,指出“大势之已去,,人心则已失,虽有大力者,亦不能逆天以挽之矣”。并称“应如何优待条件,宦与各省疆吏亦必力争以报”。5日,熊克武旧部龙少伯联络川军于四川隆昌独立。12日,陈宦再电袁世凯,促请即日退位,但对独立一事一味迁延,以致引起部属不满。同日,川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钟体道于四川南充宣布独立,自任川北护国军总司令,以罗纶为民政厅长,张澜为总参谋,通电与袁政府断绝关系,与其他独立各省会师北伐,并劝陈宦即日宣布独立。荣昌、达县等地巡防军也相继起事。20日,蔡锷电令刘云峰率何海清支队应陈宦之请赴叙州,以便策应陈宣告独立。21日,蔡锷又致电罗佩金、陈宦,告以雷、刘两梯团归陈宦指挥调遣,以助其独立。是日,陈宦仓促通电宣布:“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以四川都督名义,示喻川省军民。24日,袁世凯令陈宦开缺,迅即进京“筹商善后”,特任川军第一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周骏为崇武将军,署督理四川军务。25日,任命王陵基为重庆镇守使,特任曹锟督办四川防务,加张敬尧将军衔,帮办四川防务,仍充第二路司令官。特任东川道道尹刘体乾署理四川巡按使兼理财政厅事务,原署四川巡按使黄国碹、财政厅长马汝骥开缺,人京另候任用。唆使周骏等进攻成都,驱逐陈宦。
蔡锷致电陆荣廷等推梁启超为独立各省总代表
(5月25日)
以“借联声气而资统筹”。但梁启超已于17日离肇庆,20日到上海,察觉上海反袁人士多对梁担任军职不以为然。30日,梁启超借其父病逝,自沪电肇庆岑春煊等请辞抚军、都参谋、政务委员长各职。6月27日,蔡锷致电独立各省,赞同推举梁启超、唐绍仪为护国军全权代表,尽速解决“善后一切”,谓“临时内阁与军务院对立,本非所宜”。
福建中华革命党人吴适等攻占连江,宣布独立。旋因兵力不敌,被驻军击败。
日本阴谋刺杀张作霖未果
(5月27日)
由于张作霖积极参与袁世凯称帝活动,引起日本支持“宗社党”一派的不满,决定将其暗杀,为宗社党活动创造条件,中旬,日本土井少将在奉天召集日本军职人员,密商暗杀计划,决定由伊达顺之助、三村丰陆军预备少尉执行暗杀任务。是日,日本关东都督中村雄次郎至奉天,张作霖率部下汤玉麟等乘马车去奉天车站迎接,归途经小西边门,遭三村丰持炸弹袭击,死伤警兵10余人,汤玉麟亦受伤,张作霖舍车骑马,并与卫士互换上衣,直奔军署而幸免。事后,张作霖对事件佯装不知,未予追究。
袁世凯颁令宣布帝制案始末
(5月29日)
称“近来反对之徒,往往造言离奇,全昧事实,在污蔑一人名誉,颠倒是非之害小,而鼓动全国风潮,妨害安宁之害大,不得不将事实始末,明白叙述,宣布全国,以息谣骟而维治安”。一面推卸责任,一面为继续用兵作准备。
汤芗铭被迫宣布湖南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