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第一次出发
走出Google的大门,我站在台阶上往远处看去,对音乐产业、对由传统唱片到数字音乐转型的宏大场景,一时茫然。这一历史的画轴才刚刚打开,根本看不到尽头,更多的是混乱的场面以及各种喧嚣的理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背后的Google今天表达的意愿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奇迹。这个奇迹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大的奇迹,直到最后实现我们成立巨鲸公司的初衷和梦想——参与建设正版数字音乐产业,好的音乐人和音乐公司受到我们的尊重并得到金钱回报。这是一幅多么美好和谐的音乐盛世景象啊。
其实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巨大的恐惧紧随巨大的贪婪,巨大的逼迫无暇紧随巨大的自大和黑暗,在今后的两年中时时跳出来,让我学习,让我成长。无常时时让我明白,走向阳光灿烂的一面对创业和人生是多么重要。
当晚,半夜3点钟,诵经一遍之后,我才得以安静下来。万籁俱寂。我心中依然疑问重重:怎样才能说服四大唱片公司和唱片产业同意做免费的音乐搜索下载呢?之后很久,我才意识到“说服”两个字是完全错误的,我根本不能说服;我有何德何能,能够说服四大唱片公司和唱片产业?
第二天一早醒来,外面蓝天白云,隔着窗户仿佛能够闻到外面清冽的空气。北京越来越好了。
我想,和唱片公司的沟通也许可以从我对音乐的热爱开始。为什么喜爱音乐?我不知道。我从小就狂热地喜爱音乐,也许是因为它总能一直给我带来一些盲目的自信和快感。记得创办普涞时是在学院路的二层小楼办公室里,我半夜起来,放一张“九寸钉”的双张专辑“The Fragile”。“Frail”序曲之后是“The Wretched”和“The Day the World Went Away”,每当放到这里,我都会调大音量,发出巨大的声响。一片彻底的黑暗之中,我在地板上赤足狂舞。音乐本身就足够令你飞翔,音乐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我就是其中之一。是崔健的音乐改变了我的人生。到今天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我在北大28楼路过水房第一次听到《一无所有》时的震撼,就像有一扇窗户猛然间打开了。
我和盛轩已经开始收集一些资料,包括互联网广告的基本情况,并且大致描绘了数字音乐未来发展的可能,然后同章明基商榷。
第一次同四大唱片公司的沟通得到的答案基本是“NO”,或者“很难批准”。免费下载以前从未有过,都需要总部批。
Sony BMG中华区当时负责数字音乐的杨惠莹也是个音乐爱好者,她最早在台湾做过DJ,翻译过维珍唱片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的传记。如果有任何机会去推动数字音乐的发展,她会不遗余力。她的初步评估是:“很难,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完成的任务)。Sony BMG是世界上非常优秀又相对保守的两个民族——日本人和德国人合伙开的。这需要在商业模式、逻辑上非常有道理才行。”之后她因为身体原因离开了公司,但我们仍是音乐上的好朋友。
EMI旗下数字音乐的负责人周倩仪富有创新精神,极具亲和力。从巨鲸和EMI合作的第一天起,她在每次会议中总会提出很多产品和服务的好创意。但当时EMI总部正在经历重大重组和人事变动,所以,那段时间内任何新的改革性的提案都很难被总部批准,甚至很难找到人来批准。当时EMI也因为和百度率先合作了免费试听服务,而备受其他唱片公司的指责。在会中她对我说:“Gary,我们愿意支持;但建议从免费试听开始,下载还是要收费。”
华纳中国负责数字音乐的头儿是张健,一个有着丰富互联网经验(曾供职于腾讯)而且理性的职业经理人。他从IT行业加盟华纳,就是为了“做更多的事情”,“能让事情发生”。我和Google的Alan在东方君悦酒店的咖啡厅里第一次和张健谈起此事时,他的反应是:“对免费模式我们是有很大担心的,也许有些新歌可以用市场推广的方式提供一些免费下载。”Alan听后很担心,说只免费试听,用户体验根本无法与盗版竞争,并且再次强调Google会投资巨鲸,会以长期严肃的合作推动来建立一个正版网络音乐产业。张健说:“确实如此。但现在大规模推广免费模式也可能伤害到我们已有的生意模式,如收费、包月、试听、无线,甚至CD等。”
环球中国之前的总经理梁康妮来自香港,她热爱下雪的北京,是一个真诚而又执著的人。后来的她虽然做了职业生涯中一个令人瞠目结舌(也可以说危险)的举动——出任百度娱乐事业部总监,但她仍然是令我尊重的职业女性。此前我已安排她和Alan在“张生记”见过一次了。我总是可以轻松地从楼下咖啡厅买杯咖啡,在会议室里和她面对面地讨论。咖啡喝完,我们还没有理出头绪,她说:“这种变化太大,而且怎么赚钱?如果总部要求每一个下载有一个最基本的保底PPD价格,比如现在是0.40元人民币,你的广告价格要高到多少才能赚钱?”
总之,在第一轮的接触后,我们的感觉是我们又一次像过去10年里的探险者一样,在通往顶峰的道路上碰到同一块牌子,上面依然是那4个字:“此路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