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也许Google就此停止
回京的第二天下午,我们来到Google位于财富中心38层的卫星办公室和Alan见面。Alan大致说了一下Google投资的条件和比例,当然,他也强调巨鲸的承诺主要是签约四大唱片公司及唱片产业,支持正版音乐免费下载试听,尤其是必须要有中文歌。合作的产物可能会是一个Google-巨鲸共同品牌的网站,这在Google全球可能也是第一个联合品牌的项目。此外,我们还就合作的唯一性、广告销售的权利,以及商业性的议题作了讨论。
此时,关于巨鲸的估值并没有被谈到,说实在的,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谈论公司现在的估值,和任何一家互联网创业期的公司一样,巨鲸还没有像样的收入,还没有利润。团队成员身上更多的是创业理想和拼搏进取的精神,而投资人找的恰恰就是这些人,实在没有科学的估值方法,那就看市场上最近发生的交易是如何估值的。
Alan说,具体的估值等投资条款需要James来定,这个会议被安排在了一周以后。
2007年2月12日下午3点,在Google会议室召开的关于投资的会议糟透了,差点儿让这个项目夭折。它让我之后充分认识到,在这样一个重大会议前,合伙人必须达成内部协议,而其实没有达成内部协议,我们却以为达成了是多么糟糕的事情。更糟的是,我发现我的内心并未准备好去答报这样的好事。所以往往好事降临,你作出错误的答报时,好事会不翼而飞,或者好事也会变坏事。为什么我们会这样?为什么会用恶心去答报好事呢?
会议桌的对面是James、Richard和Alan,我和章明基坐在另一面,并没有Google的其他管理者加入。Google的会议室都配有先进的视频会议设备,召开国际视频会议,如同家常便饭。
寒暄之后,James开门见山说明了两大条件:一是投多少钱、占多少比例,以及公司的投资前估值(PreMoney Valuation)大概是多少;二是另外买一项期权,使Google可以在未来以一个事先固定的价格购买巨鲸一定比例的股份。我听后,第一个感觉是有好的一面:一是Google对于公司的估值基本高于上一轮姚明投资后的价值(PostMoney Valuation),虽然高出不多;二是Google愿意额外出钱,而且是以不错的价格购买这项期权,不是白得。这是出乎我们预料的。
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大概预计会是这样的条件,我和章明基为此争论了很长时间。我是倾向于接受的,认为Google作为战略投资人会给巨鲸带来巨大的价值,而且不以大欺小,愿意公平地投资我们。但实际上我心中还有第二种声音,也有和章明基一样的不甘心。章明基则认为,估值可以再高一些,给Google的期权也要少一些。其实当时我们并未就此达成一致,但因为时间仓促,我同意试一试。
果然,就在章明基说出提高估值、降低期权比例时,我第一次看到了Alan的愤怒。他突然激动地说:“你们知不知道这个项目走到今天是多么不容易,我以为我们作过基本的沟通了,但看来不是这样,I dont have to do this deal(我不是非要做这个交易不可)。”
屋里忽然间安静下来。我不由得心跳加快,指尖冰冷。我知道,如果章明基也说出“I dont have to do this deal”,一切就真的结束了。这时我看到章明基的脸色通红,也提高声音说:“Alan,如果这是你们的想法……”顿时,我本能地站起来,拉着章明基往外走,说“我们出去商量一下”,最后我几乎是抱着他走出的。安静了一下后,我急切地说:“Erik,这事关系公司的命运,我们好好谈。”
几分钟后,我们又回到会议室。大家看似基本恢复了平静,又讨论了几个关于期权的细节就匆匆散会了。
是的,之后两年多同Google的合作过程中我们才了解到,有些在我们外人看来是毫不犹豫要做的项目,但在像Google这样的大公司则有着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在大公司领先推动一项改革性的大事有多么的不易,内部经常需要那些坚定的富有企业家精神的职业经理人在冒险推动,经过大量内部沟通并获取更多人和部门的支持才有可能实现,其过程往往比小的创业公司更为复杂和艰难。而当时的情况下,推动Google音乐项目的团队对巨鲸的人,尤其是我,产生了怀疑,甚至让Alan及其团队感受到来自Google内外部的巨大压力而险些放弃这个项目。
2007年年初,Google中国才刚刚成立一年多。2005年年底,李开复带着Alan等几个人回到中国,开始建立Google中国,边工作边招人,但因为Google的品牌好,2006年广告收入并不差,而且的确,Google中国也并无压力在当时就启动音乐项目。
第二天上午,我们约了财务顾问公司易凯资本的王冉在丰联的星巴克见面,讨论Google的提议,参会的有我、章明基、盛轩还有易凯资本的倪凡。刚刚落座,我们憋在心里的意见都爆发出来,开始了激烈的争论。我依然认为Google的提议是基本可以接受的,章明基则认为:“5年的期权太长,可否改为2~3年?而且如果下次融资,那么Google必须行权。并且Gary不能支持我的谈判,这是我最大的担心。这样我们的团队合作是有问题的,我上次是因为你的面子才留下来的。”我无语。
这时,王冉出来打圆场。王冉是我多年的朋友,我们在20世纪90年在波士顿上学时就认识并成了死党。当时他在哈佛大学,我在布兰迪斯大学,还有在波士顿大学的小叶、宁宁以及卫尔斯利女校的小青。我们一帮人经常周末聚在一起,到中国城吃3美元的盖浇饭,去逛唱片店,到附近郊外旅游,一起弹吉他、唱歌。当时一起聚会的一些人后来都回国了,比如IDG的熊晓鸽,前高盛著名经济学家胡祖六等。王冉高中就去了美国,他还有几个不得不说的特征:
1)虽然五音不全,但很喜欢唱歌,而且是中文流行歌曲。
2)虽然是哈佛高材生,但喜欢传媒。当时他跟我们讲过他的志向是当专业的播音和电视主持人,做一次特牛的春晚导演。有一次大家结伴去卫尔斯利看女篮比赛,小青当时在该校女队,王冉就拿着一台小录音机从头到尾解说比赛,不知说给谁听。
3)虽然是海归,但喜欢的是好的酒店大堂和中国流行歌曲排行榜。
4)在美国时,崇尚不置办固定资产。他的第一台电视机是我送的。当我失恋时,也会去他家住一周。我们每天去哈佛广场Au Bon Pain,他请我喝咖啡,吃个牛角包、冰激凌什么的。
5)他的博客火了以后,很多白领女性成为他的粉丝,认为他是个有风度的钻石王老五。不过要说风度气质,他的父亲显然比他要好。当然他是个崇尚理想的正直的投资家,他创立的易凯投资是声名远播的品牌。上个月,巨鲸的股东还决定请他做A轮融资的顾问。王冉提议说:“期权5年也可以,但每年的期权价可以不一样,对应相应的公司业绩。当然这会很复杂。”
盛轩一直是Google投资的积极推动者,他计算了Google对巨鲸可能带来的贡献,包括用户、收入、品牌等,所以态度也是努力促成。
下午4点半我和章明基又回到Google,但只见到了Richard。我们提出了期权的下一次期权价应该提高的比例,Richard说要同James、Alan讨论。
连续3天过去了,我几乎每晚都给Alan电话,他总说正在处理一些私事。上午打过去,他说正在开会,下午1点多打过去,干脆没人接了,我只好发了条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