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滚石的爱与痛
1989年，圣诞节的前一天。布兰迪斯大学的校园竟如此安静，虽然这里的很多学生都来自犹太家庭，并不过圣诞，但也随着美国学生一起放假。和我同寑室的四个室友分别来自四个不同的国家，也都早已回家了。
这是我来到美国的第一年。大概10点醒来，给自己随便烤了几片面包，涂上黄油和蛋黄酱,煮了一杯咖啡，喝了一杯橙汁后，打开电视，看喜欢的MTV频道，里面正播放大嘴的Aerosmith在唱“Jannies Got a Gun”。这些平常喜爱的音乐电视节目，此刻我却无心看下去，我想出去走走，也许会碰到谁。我宿舍的后面就是美丽的查尔斯河，每年哈佛及麻省理工学院会在此举行划船比赛。我一直认为查尔斯河流经布兰迪斯的河段是最美丽的。照例是波士顿冬天清冷的空气，小路两旁是高耸的大树，远处的几丝浮云仿佛被冻在了蓝蓝高天上。踏着落叶，路旁偶尔还有几天前的积雪，我踩了一下，发出清晰的声音，啊，四下竟如此安静。
我来到河边最开阔的一处，望着河水极其安静、缓慢、自在地流动。我想，我思念很多人。
下午我决定开车去哈佛小广场。听着FM106.7的圣诞特辑歌曲，它的台标我至今记得——“106.7 WMJX Boston Soft Rock”。温暖的圣诞音乐让节日气氛愈加浓重，平日里在小广场咖啡馆下棋的老人这个时候依然在,他们可是本地传奇。但人明显少多了，这是大假期，所有的学生都回家了。冬天的波士顿，夜晚很快降临，我独自一人开着车，漫无目的，从一个频道调到另一个频道，找寻适合此时的音乐，但奇怪的是竟然找不到，不是太吵，就是太安静。经过牛顿镇，道路两旁都是大房子，全都装点了各式各样的节日彩灯和圣诞树，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一家人正围坐在餐桌旁。你可以感受到这一盛大的节日无处不在，但却不属于你，你无法融入，因为这是家人的节日。
突然，我看到远处几束射灯射向天空，来回旋转，我精神一振，决定去看个究竟，也许有大聚会。等我开到，却发现原来是Walgreen 24小时店，圣诞前夜唯一一家还营业的商店。店里异常冷清，谁会在圣诞前夜来这里购物呢？突然，我决定送自己一份圣诞礼物。我走进去，用在学校咖啡厅打工攒下的50美元买了一套正在打折处理的音响。
我急不可待地开车回宿舍。一个小时后，我接好了音响，坐在小屋的地毯上，放了一张齐秦的《纪念日》。在音乐响起的瞬间，我把头深深地埋进臂弯。这首歌见证了我的成长，因为我第一次开始明白，人都会长大，我就是我自己的家。
挡着你或许是你心中的忧郁
看着我面对人群感到无法抗拒
靠着你或许是你心爱的伴侣
是不是曾有一天最值得纪念
别问我最后要向何处走
我不在乎让一些感觉停留
别问我我要为青春付出什么
从现在直到日月不再交错
最初的日子我定下一个纪念日
现在的日子我定下一个纪念日
这样的日子我定下一个纪念日
伤心的日子我定下一个纪念日
这样的日子我定下一个纪念日
伤心的日子我定下一个纪念日
今天的日子我定下一个纪念日
未来的日子我定下一个纪念日
——《纪念日》(齐秦)
整夜，我反复听着几张专辑，迎来圣诞的黎明。它们是齐秦的《纪念日》，李宗盛的《我的未来我的家我的妻》，罗大佑的《鹿港小镇》、《你的样子》、《未来的主人翁》、《爱人同志》，赵传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张艾嘉与罗大佑的《滚滚红尘》、《是否》，姜育恒的《驿动的心》。
这些音乐，以及其他很多来自台湾的音乐，曾伴随我度过很多难以忘怀的时光，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音乐很多出自滚石唱片。台湾的唱片公司是华语乐坛的骄傲。众多的传奇人物曾创造出无数华语音乐经典，让人产生对台湾岛挥之不去的亲近感。滚石、福茂、丰华、可登、海山、华研国际、友善的狗、风潮……那曾是多么激情澎湃的黄金岁月。如同维珍唱片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一开始从印刷地下音乐杂志开始，段钟潭与段钟沂兄弟于1976年就创立了《滚石》杂志，1981年创立了滚石唱片，此后陆续推出了光彩夺目的好音乐和音乐人。有罗大佑、李宗盛、小虫、陈升、齐豫、赵传、伍佰、张信哲、张艾嘉、周华健、林忆莲、辛晓琪、任贤齐、莫文蔚、刘若英、张震岳、梁静茹、五月天等。1989年滚石两位制作人张培仁、贾敏恕更在内地制作了《梦回唐朝》、《黑豹》、《中国火》、《魔岩三杰》（张楚、窦唯、何勇）。如今这些唱片仍然在卖，成为华语原创音乐经典历史的一部分。
之后，在2000年，我有幸同罗大佑和九州公司合作，参与了罗大佑中国巡演的梦想工程，全部13场演出，首站从上海开始，场场爆满。大佑亲自参与策划宣传等大量的工作，而且把自己的酬劳降低到一定程度，确保所有演出商都能挣到钱。因为曾有过这样的情况，很多音乐人在文化部报批了一年6场巡演，但经常因为某站演出的演出商赔了钱，下一站演出商可能就会放弃，一两场过后，所谓的巡演就无疾而终。普涞公司和大佑合作在西安的演唱会创造了两个第一：西安历史上第一次在体育场做开放场地的演出，为此我们同当地公安局做了大量沟通和申请工作；同时也是制作最大的一次，包括７块大屏幕，以及汇集了两地的音响器材。虽然大佑盛怒之下在我面前掀翻过桌子，但还是因为太尊重西安这个古都了，他说要认真制作、认真沟通才能对得起在西安的演出。后来我才知道，他也不愿看到我的普涞赔钱，而着急于我们的商业推广和执行问题。大佑每次演出都会请宗盛、华健、苏芮、齐豫做嘉宾，在北京的演出亦请过陶喆做嘉宾。
同大佑有过无数次的谈话：在鼎鼎香吃涮羊肉，喝着二锅头恳谈；在深圳演出后共赴海鲜消夜，我看到了大佑作为音乐人多年来的旅途和真心。他是一个时代的标志，诗意的歌词，神赐般的旋律，以及内心自由又亲切的精神成为经典。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同心仪已久的滚石唱片的合作是从一场官司开始的。而且这场官司是几年中巨鲸同唱片公司的唯一一场官司，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直到两年后，段钟潭先生请我去他在北京寄居的公寓酒店，拿出他的酒，给我倒了一杯，然后碰杯，我才感到被原谅的幸福。
这场官司教会了我们，是为了所谓伟大的事业可以做Necessary Evil，还是像Google说的Do No Evil。
回想当时，接到诉状的瞬间，我还是震惊了——滚石起诉99首歌未经授权在Top100.cn网站提供收费下载。我迅速责成公司技术和内容部门检查，毕竟上线的已近百万首歌曲，同时作人工比对，两个小时后技术比对出来结果并非滚石唱片,而内容部门同事人工比对的结果发现，大部分歌曲的确是滚石唱片发行的。问题就在于2005年年底在建立数据库时，因为很多唱片公司并无数字化服务和数据库,所以很多在线服务商采用了一边从唱片公司拿数据，一边自建数据库的做法。而自建的部分很多是从CD店买来CD再数字化。问题就出在这里——大部分CD是盗版的，而在盗版CD上标注的信息，尤其是所属唱片公司的信息往往是错误的，张冠李戴，于是这些歌曲的错误信息有可能被混在海量的数据里。
我们虽然清醒地意识到，一个海量的正版音乐的数据库是一切商业模式的基础，但彼时中国并没有这样的服务商提供服务。要建立这样一个数据库，首先是获得大量唱片公司的授权，然后才能从唱片公司那里拿到正版的数据，包括音频文件和更重要的MetaData信息文件，包括唱片公司版权号、出版号等。以“四大”为主的国际唱片公司已经建立了庞大的版权信息数据库，因为据此唱片公司才能把版税等收益分给更上游的表演者、制作人、词曲作者，等等。可以说，没有庞大的正版数据库，一切所谓正版的数字音乐产业就无从谈起。
在中国，正版数字音乐尤其是网络音乐开始前的2005年，几乎所有的这些走正版路线的网络音乐零售商都在各自建立自己的音乐数据库，其中自建数据的部分就为以后的版权埋下了隐患。
而这起诉讼来得正是时候，巨鲸和Google正在商讨投资案，一般在双方签署完Term Sheet后就会开始正式的尽职调查程序。该程序的结果之一是由外部律师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而在法律意见书中如果包含正在进行的或潜在的法律诉讼，那么显然对于Google这样的国际公司来说，很有可能选择抽身而走。因此，任何法律诉讼必须在签署Term Sheet前解决。
接到律师函的第二天，公司相关人等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上大家各执一词，争论很大。主要有几种声音：
1.所有公司都有自建数据库，否则一个海量音乐网络服务无从谈起，如果不这么做，数据库怎么建？这也是历史当中一些必然的过渡阶段，如果整个唱片产业有一个已建好的完整的中文版数据库就好了，所以历史过渡阶段这样做是没办法的办法，情非得已，可能是为了一个美好的理想而Do Necessary Evil。那么多从事盗版的为什么不抓？为什么要跟做正版的巨鲸过不去？
2.公司外聘的法律专家和法务人员强调问题不大，即便对方起诉也诉不了多少钱，可以准备好各种证据反驳对方，打好官司，争取将损失降到最低。我们有信心法院会判一个对我们有利的数字，而不是滚石提出的数字。因为毕竟巨鲸做的是收费下载，这些歌下载收了多少钱给了滚石，只是在卖之前没得到授权而已。
3.两条腿走路，一边作好打官司的准备，一边加快谈判进度，争取早日完成谈判，签署合约，也同时达成和解。如谈判不成暂时也没关系，反正滚石历史上有经典，但现在并没有一线大牌艺人。是的，那么熟悉的解决方案不外乎是三国式的战争、权谋、输赢。几个小时的争吵后，我愈加恍惚，心里却也越来越明白：面对今天的局面，这一切都不管用，因为这根本就不是几万、几十万人民币的事情。如果是一场战争，那么也必定是一场双输的战争。而无论结果如何，巨鲸一定是最大的输家。
这一刻，我知道这是我的错，我无法将责任转嫁给团队的任何人，无论是技术、数据，还是内容，更不是滚石唱片。作为CEO这一公司内部最高的领导者，我默许了这些做法，因为在我的心中这些看法和恶念都有，只不过它们潜伏得很深，尤其是潜伏在做好音乐的梦想之下。这几种声音被不同的人说出后虽然大声而刺耳，也解决不了最根本的问题，但让我意识到，“啊，这些原来也是我心声的一部分”。
今天，果报现前，没什么可委屈的。我沉默着，闭上眼睛，一言不发，感受到内心阵阵的挣扎与疼痛。
下午，章明基紧急飞到北京，此前他在电话中对此事也表示深深的担忧，而且如果官司大了，对股东姚明的形象也不好。我深知他作为“姚之队”总管肩负的巨大压力，我们约在了东直门全聚德烤鸭店，还有我的助理兼法务李婷和外聘法律顾问。会后，章明基和我一样深知这些所谓的办法今天都没有用，但还要尽快解决。章明基曾告诉我，他和姚明第一次在讨论投资巨鲸时，就是因为听到巨鲸要做“正版网络音乐”，姚明说：“好，正版音乐总是好的。我投。”于是就决定做了他第一笔在网络方面的重大投资。而今天，巨鲸会被起诉盗版吗？
是夜无眠，在黑暗的客厅中，我走来走去。上了３次香后，才能感到深深的自责与愧悔。
是啊！我对自己愤怒了，这是什么态度呢？我们怎可以这样对待一家独立的唱片公司呢？我们站边了，站在大公司一边，还提出各种理由、借口，想方设法不签约、不沟通、不合作，甚至不惜恶性互动、恶心相向。如果对待一家独立唱片公司的态度是可以轻看，可以怠慢，可以偷盗，可以Do Necessary Evil,那我们又与盗版有何分别呢！
第二天7点钟就醒了，着急于时间行走得太慢。9点钟我打电话给滚石唱片中国区的总经理王坚鸿（Philip），说我希望能安排一次见面谈和解的事情，首先当然表达了我诚恳的歉意，我告诉他，“无论如何，是我们的错，但希望能得到滚石的谅解”。他说“理解，理解”，并希望把官司和合作分开来都能处理好，我也希望他能做好沟通的桥梁。但是他不在北京，而且这几天会从外地直接回台湾。
王坚鸿来自台湾，住在北京，在清华大学EMBA学习过。他为滚石音乐的理想驻守在北京这片前沿“阵地”上，同时又是一位理性和乐于沟通的职业经理人。我们两人喝咖啡的次数不下数十回，包括谈论滚石的合作，谈论音乐产业，谈论其他，并互相戏称：“约会都没有这么多次过。”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然而糟糕的事在于，这一切发生在春节前夕。法院已通知开庭时间定为春节后，那天是正月初八。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没有坐下来沟通或者和解的可能了，李婷告诉我说开庭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候，真希望没有这么长的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