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音乐曾给过年轻的我们一切
My love waits there in San Francisco
Above the blue and windy sea
When I come home to you,San Francisco
Your golden sun will shine for me
——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Tony Bennett)
多少次从北京飞旧金山,这样的旅程已十分熟悉。飞过太平洋上空时,我和Ketty用ipod分享王菲的《天空》。妻微微靠在我的肩膀上。妻的肚子开始大了,她决定让二女儿生在旧金山。从一年多前她怀大女儿开始,她已经不能听她喜爱的摇滚乐了,现在看来还要一年多。这次,她要在湾区住一阵子,生完Ashley再回来,我则留在北京和安妮一起生活。未来的几个月对我们的家庭成员来说是个考验。
看着窗外,天际渐黑,刚才灿烂明亮的天际变成了巨大的整齐的黑云,黑云之上又是清晰的深蓝色的天空。在这一刻,所有的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唯一浮上脑海的竟然是12年前在旧金山举办的第一场演唱会——崔健1995年美国的巡演。那些故事和与之相伴的永恒的几个感觉此刻就像一盏灯,唯一闪耀在这即将沉睡的世界。
我随时把目光投向旧金山,都能清晰地看到她的一切。旧金山对我来说就是一部经典的电影,充满音乐的城市,而我是主人。正如此时在万米高空的一片寂静黑暗中,我闭上眼亦能清晰地望见熟悉的街道。我看见,20多岁的我换掉了奔驰420的音响,换上了大功率音响和低音,把原轮胎换成宽轮胎,从19街驶往旧金山州立大学,一路呼啸而过,听着AC\/DC、Beastie Boys、Rage Against the Machine、黑豹乐队的音乐。黑豹乐队《别去糟蹋》中李彤让人眩晕的吉他Solo震耳欲聋。正是在这座城市,我实现了人生第一个音乐梦想,主办了崔健1995年美国的巡演,这也是我第一次开始音乐事业。虽然当时我从事的是金融行业,连调音台是什么都不知道,但第一次办演唱会就独自投资全部巡演。就几个兼职帮忙的,却做了这么大的巡演,真是不敢想象。最幸运的事就是我通过黄页找到了大韩航空洛杉矶办公室的电话,在电话里说服他们赞助了13张从北京到旧金山的国际往返机票。
在1995年8月17日的巡演发布会上,崔健说:
“来到美国,我们真的很激动,很高兴,特别要感谢陈戈。一年多前他和我们说要在办美国巡演,我们也只是听听而已,没想到真的成行了。在这之前,曾经有至少100多个机构说要为我们办美国巡演,但都没有结果,现在这一切就像梦一样。”
第一场演出是1995年8月19日在旧金山市区海上的Fort Mason Center。我第一眼望去,就喜欢上了它。它实际是一个类似码头上的大仓库,主体就在海上,高高的屋顶显得整体高大而结实,场地可容纳3 000人左右,人们必须全部站着,没有座位。这才是听老崔摇滚乐的地方。租金也不贵,我跟场地管理者说了要办中国来的摇滚乐演出,并给他听了一首崔健的《红旗下的蛋》,那个经理说这很新鲜,以前从未有中国人来演出过,可以打折。之后,我又怀着朝圣的心情去了Bill Graham Presents,请求他们做演唱会制作。
要知道Bill Graham是美国演出历史上的传奇人物,他从德国移民到美国,年轻时做过侍应生,一次偶然的机会开始做演唱会推广后不断成功,制作了无数大型经典的演唱会和音乐节,同几乎所有大牌乐队和明星都合作过。他拥有湾区著名的演出场地The Fillmore以及同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Steve Wozniak以及山景城政府共同建立的Shoreline Amphitheatre,后者是硅谷一带著名的露天演出场地。1991年他遭遇飞机失事去世,旧金山市政府为了感谢他对音乐演出的贡献,把原San Francisco Civic Auditorum改名为Bill Graham Civic Auditorium。
演出很成功,现场很多人流下了热泪。还有很多人冲到前面兴奋地跳跃。毕竟对当时众多的留学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上大学的人,崔健就是他们的精神偶像,而且这也是崔健第一次来美国巡演。当年“北大崔健后援会”的主要会员们都来了,包括老朋友曲南、沈中民等。那时我们但凡有崔健的演唱会必相约而去。《时代》周刊报道说,这些年轻人举着“北大崔健后援会”的旗帜,随崔健高歌,只要警察不注意,他们就站起来,随后又被制止坐下。
当然,当我接到制作账账单时,不禁大吃一惊:“啊!为什么会这么贵,甚至是场地租金的好几倍?”制作经理的回答给我上了关于演出的第一课:“是啊,Gary。你想你是在Fort Mason Center里平地搭起一个演出场所,当然比现成的演出场地成本高多了。此外,工时长,而所有的工作都必须由工会成员来完成,最低工资可能要1小时50美元。”我庆幸在之后的演出都是租的现成的演出场地,如纽约演出是在著名的摇滚乐演出场地Palladium进行的,这个滚石乐队等几乎所有大牌乐队演出过的地方,全部租金包括场地、制作、团队甚至安全保卫全加起来才22 000美元。
但是账单并不能影响我们激动的心情。正好1995年的Lollapalooza音乐节在旧金山—站演出,我带着老崔、刘元、张岭、贝贝、Eddie等赶到了Shoreline Amphitheatre,正好赶上Hole乐队在演出。Hole乐队的主唱是Courtney Love,就是中国乐迷熟知的大名鼎鼎的涅槃乐队Kurt Cobain的老婆。当天还有Sonic Youth、Beck、Pavement、Cypress Hill等,大牌云集。
之后,我带了老崔等去了我常去的两个地方。一个是HaightAshbury区,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嬉皮士文化的重要地标。每次在周末,尤其是阳光温暖的午后,走在这条著名的街上,凝视两旁的维多利亚风格的二层楼建筑,红色的Victoria Red小剧场就像一张历史的风景片。偶尔会抱一下某个古老的柱子,闻闻它是否还残留着1967年“爱的夏天”的味道。
1967年夏,这里发生了著名的嬉皮士运动“爱的夏天”(Summer of Love)。随着音乐人Janis Joplin、Jefferson Airplane和Grateful Dead等主要成员的入住,大批的学生和嬉皮士在暑假期间来到这里,最后全美嬉皮士都涌入HaightAshbury。1967年的热门单曲San Francisco就是号召来HaightAshbury路上的人们,“如果要来这里,就请在你的发间戴上鲜花吧”。
至1967年10月,情况已变得无法控制,已经有10万人涌入,鲜花早已售完。1967年10月6日临时组织举行了一个“嬉皮之死”的仪式。组织代表Mary Kasper说:“我们通过这个仪式是想明示‘爱的夏天’已经结束了。不要再离开你们的家,待在你们所在的城镇,把革命的火种带到你的家乡。不要再来这里,一切都结束了。”
渴望爱、和平和兄弟之情的嬉皮士们互相拥抱,挥泪依依惜别。走在HaightAshbury的街上,崔健时而问一些问题,时而若有所思。此时,我绝不打扰他。我们就这样静静地走在有质感的老路上,感受1967年“爱的夏天”。
1967年是音乐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众多的传奇经典产生于这一年(参见下页图表)。
第二天,我和老崔等一干朋友又去了旧金山东湾的伯克利。我一直对伯克利大学充满好感,坚持认为它和北大在精神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伯克利大学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是美国反战运动和反世俗文化的大本营,也是“左派”和“新左派”的大本营。当时这里曾有毛泽东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很多崇拜者,全球研究“文革”历史的一些专家也都住在伯克利。这里众多的地下演出场地都是我的最爱,经常来这里看一些演出。
歌者专辑名披头士Sgt.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同年2张专辑Magical Mystery Tour大门乐队The Doors同年2张专辑Strange DaysJefferson AirplaneSurrealistic Pillow同年2张专辑After Bathing at Baxters平克·弗洛伊德The Piper at the Gates of Down滚石乐队Their Satanic Majesties RequestThe WhoThe Who Sell OutThe Velvet UndergroundThe Velvet Underground and NicoProcol HarumProcol HarumThe Jimi Hendrix ExperienceAre you Experienced同年2张专辑Axis: Bold as Love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柏克莱和HaightAshbury交相辉映,成为历史上称为“旧金山之声”(San Francisco Sound)音乐运动的重镇,代表音乐人有Jefferson Airplane(主唱Grace Slick)、感恩至死乐队、伟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大哥及控股公司(Big Brother and the Holding Co),主唱(Janis Joplin)。他们深受Bob Dylan、John Lennon以及旧金山复兴运动中同城诗人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杰克·格鲁亚克(Jack Kerouac)、加里·辛德尔(Gary Snyder)等影响,站在反主流文化和诗意一面创作音乐,追求和平、爱、同情、兄弟之情与自然和谐,内省的智慧以及个人和群体的和谐与满足。他们经常在柏克莱、旧金山、金门公园等各种演出场地演出。1970年,作为一代文化代言人的音乐人Janis Joplin香消玉殒,标志着“旧金山之声”从此走向结束,这些在《活埋蓝调里》或有记录。
我们去了Telegraph街上的两家著名的独立唱片店Rasputin和Amoeba Music。宽敞的店里四周墙上贴满了众多音乐人的唱片海报,还有他们当时演出的海报。有些上面还有当时乐队的签名,充分显示了唱片店历史的悠久和店主的收藏。老崔有时会看很久。是啊,谁不会呢?这些曾影响过我们的音乐人,有些尚生,有些已死。谁能想到,若干年后,会有两个中国人站在他们曾站过的地方,在同一个建筑里,听着同样一段音乐,感受着历史长河中同一个片段呢?
这时,Ketty问我:“想什么呢,发呆?”
我说:“啊!想起1995年办崔健美国巡演的事了。想想还是挺幸运的。记得1989年刚去美国时,穿了一件北大崔健后援会会衫‘一无所有’的T恤,带了一把吉他和4个箱子,怀揣45美元就来了。我那时就决定,将来有钱了,就在美国办一次崔健演唱会,没想到7年后就幸运地办到了,而且还是在旧金山、密执安、波士顿、纽约等地共7场演出的大巡演。哈,当时什么都不懂,最后赔得一塌糊涂,花掉所有积蓄不说,还刷爆了所有信用卡。不过当你看到老崔他们在纽约Palladium演出时,3 000观众全部站立和唱3个小时,乐队3次返场,真是演疯了。我就觉得那是我30岁前花的最值的一笔钱了。幸亏当时我还单身。”
1984年9月,我穿着中山装,背着铺盖卷,从山西坐火车一路站到北京,来到了梦想中的北大。有一天,阳光透过民主楼古老的窗户进入英语系的图书室,尘埃慢慢行走,时而落在一些英文书籍上。我不知所以,问我的同学、一个大知识分子的女儿该看什么书;她轻启朱唇,说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远离尘嚣》),我顿时懵了。如果不是音乐给了我一些盲目的自信,不是因为我们组建了小乐队,我不知道我是否会在自卑和压抑中度过那青春成长的4年。
对很多像我这样的人来说,音乐曾给过年轻时的我们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