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永远的学习 (1)

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旅途

你才会称赞他是个真正的男人

——《随风飘逝》（鲍勃·迪伦）2004年的3月初春的一天，我独自坐在北大的未名湖畔的石舫。在略为寒冷的微风中，薄薄的阳光照在我胡子拉碴的脸上，就这样凝望着不远处的博古塔和命运女神，命运女神在湖上向我走来，20年过去了她仍显得闪亮，这一事实在瞬间让我难过之极。我坐在她面前，像一个孤独的孩子，不知能把握什么，能同她说什么。这种痛苦恐怕将成为秘密隐藏在我心中的某个角落，在时机成熟时就会汹涌而来。

“孩子，你回来了。你现在的状态和20年前不一样啊！还好吗，孩子？”

我平静地说出当时的感觉：“我没有悲观，只是有些压抑。”

她的形象楚楚动人，尤其是在寒冷的风中。我非常自然地感到她的亲切与温暖，慢慢把头放在她温暖的双手之中，不知该对她说什么，承诺什么。我静静地看着她，她也凝视着我；我和我的命运女神四目相对，而我心中迅速聚集了巨大的悲哀，我无能亦无力。

就在春节后的一天，在亚运村的某个茶馆里，普涞的股东会开会决定让公司暂停业务。我急切地向王长田、冯仑、王永峰解释和争取，但那是徒劳的。在签署决议时，我内心才感到巨大的疼痛与悲哀，还有些许的愤怒。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表情扭曲，签完字后拒绝了大家一起午餐的邀请，夺门而出。

此时，在这个石舫上，我多么渴望能再和晓峰、汪勇、朱杰高歌一曲《随风飘逝》。如果不是因为在20年前，命运让我和汪勇成为室友，让我认识了晓峰和朱杰，如果不是汪勇教我弹琴，如果不是我们的“流行色”乐队成为北大图书馆草坪和这石舫上众多Party的中心，如果不是在这里听到了齐秦的《狼》、崔健的《一无所有》、罗大佑的《鹿港小镇》以及滚石乐队鲍勃·迪伦等的歌曲，我真不知道我这个从山西县城出来的年轻人有没有自信度过那成长的4年。

我们像兄弟一样在32楼紧挨窗口的楼道练歌长达数小时，直到引起对面35楼女生的注意、尖叫或者怒骂。我们夜晚在图书馆前的草坪上与各路人马切磋琴艺。我们以《随风飘逝》和《让我们看云去》勇夺北大1985年黄金组合冠军，而后的Party开始有高年级的女生向我们表示好感，我们也越唱越勇。1986年参加高校音乐大赛的那些人啊——宋柯、刘欢、高晓松、老狼……那是一个纯粹精神的年代。动物园练摊的“万元户”则是另外一个世界，女生会因为觉得俗而拒绝他们请吃饭的邀请。

“流行色”乐队的成员除了我以外还有：

许晓峰：北大英语系83级学生，1987年毕业分配到大亚湾核电站，后担任华纳唱片中国区总裁等，一直从事音乐文化事业。

汪勇：北大英语系84级学生，1988年临毕业前一个月被开除，至今下落不明。

朱杰：北大英语系84级学生，1988年毕业分配到某保密单位，后无音信。

就在这里，我们曾悲伤地为汪勇送行。也许今天的学生难以置信，他是因为玩一毛钱一庄的麻将而被开除的。在那一刻，伪装成熟、长大、不在乎的我们显得慌乱、脆弱、无能为力，大家最后一起唱着汪勇写的歌抱头痛哭。又是一个新年来到

我还是那副老模样

背起吉他四处流浪

不知何处是我的家

我的朋友们

现如今在何方

为何不带我

一同去流浪

留下我独自感伤

留下我独自感伤

从1998年怀揣梦想回国独自创立普涞，到冯仑兄的加入，再到永峰、王长田的加入，到公司暂停业务时已经6年了，这些年中普涞曾会聚了多少人的梦想与失望，最多的时候，普涞曾经签约合作了22个音乐人，包括崔健、罗大佑、张亚东、汪峰等，先后组织或参与了400多场演唱会，制作过7张专辑，此外所有传统音乐公司做的事情都做过，比如市场营销活动、影视音乐服务、版权服务等等，可公司的赢利每况愈下。版权不能产生收入已经是重大的问题，崔健的唱片历史上预计销售超过1 500万张，到今天很多音像店还在卖他的唱片，但绝大部分是盗版，他在一张唱片上收到的版税往往只有几十万元。才华横溢的山西同乡宁浩那时在勤奋地为汪峰拍MTV维持生活，普涞将其毕业大戏《钻石》的剧本向很多影厂推荐，结果屡遭拒绝——这就是后来精彩无比的《疯狂的石头》。

股东会决议的第二天，我不用早起了，一直睡到了下午3点，以后的很长时间里都不能适应。6年了，这个倾注了梦想和心血的普涞说停就停了，还有那些善后的工作，如解雇员工，同音乐人解约，而无法发行已录制好的唱片如《幸福大街》和《引擎合辑》则更加令人疼痛。

2004年初春到2005年的5月，是我回国后最艰难的时期，回国后第一次创业的失败打懵了我。我离开了所有的聚会，独自在东方银座的公寓沉思，独自去旁边吃饭，唯一常伴的朋友就是司机小吴。其间甚至有两三次想到放弃，回美国算了。

如果不是一心的出现和护念，就不会有后来巨鲸的诞生。当然直到今天，一心也时刻在提醒我在普涞6年的教训，让我能看到在创建普涞的6年里，众恶齐犯，得此果报并不冤枉。

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全然认不出是自己的错误，以致不能从自己的苦行苦受中学习，从而扛着挫败、耻辱行走。创立普涞是从斗争中开始，在斗争中毁灭的；是从假惠利者自居开始，以受害者委屈中毁灭的；是从骄慢中开始，在耗福毁福中失败的。如果时光倒流，我不知道我会在以下的历史场景中作何选择。

2004年初春的股东会，就像一个电影镜头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

普涞的开始何其骄慢，我们公司的“八条方针”、宣传册、给股东们的计划书，今天看来就是我们在告诉股东、告诉员工、告诉行业：我们来了，我们是海归，我们要做中国第一代的专业的音乐娱乐经纪公司，要做中国的CAA。总而言之，我们在告诉股东们“我能”，我可以惠利你们，可以惠利音乐人和音乐娱乐产业，普涞可以让你们+我们得名利。

今天想来，那时那景全是自己的傲慢和蠢行。我是谁？我可以惠利我的股东们，还是可以赢他们？我比他们更有能力？

冯仑，是继我之后加入普涞的第二个股东。他是万通房地产集团的主席，为了一个小小的普涞，曾同我谈过无数次。

王长田，光纤传媒的创始人，光纤传媒几乎和普涞同时开始，投资普涞时已是年收入过亿的公司。

王永峰，其制作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几乎人人皆知，他的主业是投资，包括地产、华友世纪等。

从他们加入普涞起，到2004年春决定公司暂停业务的会上，我从未认真听过他们任何的意见和建议，今天想来，真为我当时的愚蠢和傲慢而震惊。我以“海归”之名回国建立功名，寻求尊贵，所以创建普涞，以书本上学来的皮毛知识和所谓的“专业娱乐经纪公司”向他们吹嘘“我能”。“我能”做到一切，“我能”惠利你们，用我豪赌一切，股东只赌一点点的所谓奉献，把大家都拉下水。

普涞的开始是顺利的。我很幸运在美国赚到钱回国成立了它。就因为看到我那一点点对音乐的感激之心，冯仑投资了普涞并给予了太多太多的支持；在长田的办公室里，我和他只谈了不到10分钟，他就决定投资普涞；而永峰从第一天投资普涞开始，到今天仍是我的良师益友。但在他们加入后，我真的以为“我能”，我真的太邀功了，我真的太想以普涞的成功惠利他们了。因为我只能赢，不能输，6年过后，普涞最后失败的命运早已由我注定。

10年来，我从未敢真正勇敢诚实地回首往事，静静地体会普涞签约过的音乐人对我的感受。多年后才认识到从第一天起他们就不喜欢普涞，不喜欢我。普涞最多时签约22个音乐人，而当时我对签约的理解是：你不懂商业，我们懂，我们能让你成功赚钱，能惠利你，能让你幸福快乐，我们与你签约是你的荣幸。这种心态，正是悲剧的开始，那些音乐人最后失望地离开普涞时，潜台词无一不是“呸！搞什么嘛！你能惠利我？你能让我幸福快乐？”

这是1999年的冬天

从来没经历过的寒冷

……

我从5岁歌唱到现在已经苍老

甚至还是两手空空像粒尘土

再见，20世纪

再见，迷茫的人们

——《再见，20世纪》（汪峰）

在汪峰的《再见，20世纪》这首歌中，从未有过像1999年一样，人们失落于20世纪的失去和20世纪的来临。一切终将逝去，没有你，这一刻世纪的更替同样提醒人们终将老去。

这一天，在老崔的青岛体育馆新年演唱会结束后，我提议去海里冬泳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晚上11∶55，我们冲进冰冷的大海，四周一片黑暗。我们大叫着、尖叫着对抗寒冷，对抗时光的逝去。数次拿出那次的照片凝视，我和崔健、舌头乐队的小龙和吴俊德，还有梁子，我们穿着泳裤，披着浴袍，像是勇者面对挑战。

我那时得意于自己的创意，我知道我在说，我来了，别以为我娇气，别以为我是“海归”就懦弱，看我疯狂的勇气，不逊于玩摇滚。结果，第二天返京时所有人都得了重感冒，我则发烧了3天。

3个月后，普涞公司签约了崔健。2000年3月13日，在华侨大厦举行的普涞签约崔健的发布会上，我向世人宣布：“我，陈戈，是普涞的老板；普涞签约了崔健，所以我就变成了崔健的老板。我不是一个为崔健提供服务的经纪人而已，我是老板。”这是多么颠倒错乱的签约啊！

在之后的几年，我忙于为他安排更多的演出、更多的采访、更多的商业机会，甚至安排他上电影。但我几乎从未真正关心过他，问过他想要什么，他的理想是什么，有什么是我和普涞可以配合的。在这颠倒错乱的关系中，我们的心开始越走越远，矛盾越来越多，直到分手，虽然是体面的分手。老崔是一个真正的绅士，内心无比强大，始终如兄长般对我宽容有加，直到最后，对待我仍像是对待一个胡闹的弟弟。

崔健所给予我的有如沧海之水，难以斗量。没有他，我不会进入音乐行业，没有他，我不会认识一心。崔健曾经影响了我们整整一代人，而我却只为他做了一点点事，就敢以惠利者自居，就要当他的老板，你说，我是不是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