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八章 一事至为感人
绪初是一九二二年死的，死前数日，宗吾去看他，其父便说：“绪初的病，系为党中某事失败而起，看见报纸，就愤恨不已，病益加重。已嘱家人不拿报纸给他看了。”宗吾见了绪初，就说他的病，由过劳所致，总宜善为休养。他说：“劳碌尚是小事，惟党事败坏，精神上大受痛苦，今日之病，实由于此。”次日临别，他就向宗吾说：“我现在尚有一事未了。”宗吾即问何事，他于床头取出一表，指着说：“就是此事。这是富顺范秋岚的遗物，秋岚革命，在西藏被赵尔丰捕杀，表落某手，经隆昌黄容九等，辗转取得，托我转交范子。以作纪念。数年未见范子，甚是抱歉！某年曾见某人，想托他，恐交不到；现在你能替我交到吗？”宗吾见绪初自知不起，等于托孤寄命，即慨然答道：“交得到。”他又问：“你如何交法？”宗吾答：“我如进富顺城，即找到范子亲手交给他；如不进城，陈文垓在城内做生意，即托他转交。”他点首说：“文垓这个人，倒可以信得过。”于是双手将那表交给宗吾道：“此后即由你负责了！”其临死犹丝毫不苟如此。他的事迹甚多，宗吾另有专文记录，此处不及详述。
张易吾，也是自流井人，惟他的事迹不详；但知他后为山东高等审判厅厅长，即在厅长任内，以勾通革命的罪名，为张宗昌所杀。当审讯时，易吾一语不发，两手被打得血肉模糊，仍是若无其事；临刑时，从容就义，面无改色。所以当时主事的人，无不众口一词地说：“真是一条好汉！”
谢伟虎，荣昌人，后来一面教书，一面奔走革命，时常化名，出没无定。于光绪三十四年被捕，解往叙府，发交宜宾县审问。县知事赵国泰是翰林出身，品学兼优，很想为伟虎开脱，审问时，屡次暗示他，说道：“你的事，大约是那样吧？……”他回道：“不是，是这样的！……”直供无隐，卒定斩罪。赵知事临斩回来，走进二堂，把顶帽取下丢了，很愤慨地说：“这种人才，都拿来问斩，国家还干什么，这个官我不做了！”是日有人请他宴会，他也不去，跟即辞官返里了。反正后，南京政府追赠伟虎为左将军。
李小亭，宜宾人，与宗吾为同榜秀才，后追随国父奔走革命，联俄容共，曾参与机要。后受嫌疑，被通缉，隐匿十余年，七七抗战后，始将通缉令取消。因宗吾后来发明厚黑学，小亭送他诗中有云：“玄之又玄玄乃黑，含德之厚厚不测；老子手写厚黑经，世俗强名为道德！……”宗吾对于诗中三四两句，认为妙极了。所以后来有人问他：“‘厚黑学’三字，宜以何字作对？”他说：“应对以‘道德经’三字。李老子的‘道德经’，和李疯子（他亦有此外号）的‘厚黑学’，不但字面可以相对，实质上，二者原是相通的。”因此他后来常常将二者加以征验，这是他和小亭的会心处。
在炳文书院时代，宗吾和这些同学们，相与期许的，绝不是功名富贵；相与切磋的，也不是师承道统；然则他们的抱负究是什么呢？不知其人视其友，我们看了以上诸人离开书院不久即开始的种种作为，就可知道当年他们用力之所在了。
革命舞台上的丑角
宗吾在高等学堂时代，即和以上所举的这一班同学结为至友，像列五的宽宏大度，简恒的精干笃实，绶青的坦白真诚，泽溥的公正廉洁，此外还有许多同学，共同研究学问，共同兼办教育，共同努力革命，造成了当年宗吾所处的环境。虽然他在这群人中，似乎是以“丑角”出场，但在他后来所写的文字中，对于这些朋友们的所行所为所遭遇，常常追念不已，涕泣而道，则当年宗吾的深心抱负，也就不言而喻了。
宗吾于光绪二十七年考取秀才，次年赴省补行思正两科乡试。闱后，他同雷民心及县中数人，便考取四川高等学堂。因该校总理胡雨岚先生赴日本考察，迟了一年才开办。二十九年，宗吾与雷铁崖、雷民心、张荔丹、曾龙骧数人，在乡间共同看书，没有从师。到了冬间，高等学堂开办，宗吾遂赴省入学，三十年春始正式上课。
校中设甲乙两班为普通班，三年毕业。附设速成师范一班，一年半毕业。优级理科师范一班，四年毕业，宗吾就是入的这一班。这一班，是由中西算学馆的学生，及其他曾经学过算学者，加以考试编成的，共选取三十二名。宗吾虽取入是班，其实他并未从师范学过算学。在家庭中，他曾学过“七盘清”、“斤求两”之类；从刘七老师读书时代，他曾买了一部“中国旧式算学书”，其中九章算法及开方等，他也逐一研究过。但都是珠算，而非笔算。在炳文书院时代，才买了一部笔算书，叫做《数学启发》，自行研究，全部都已了然。他在乡间同雷氏兄弟等共同看书时，又买了一部《中西算学大成》，及其他讲代数的书来研究。这是未入学堂以前自修的情形。那时懂得算学的人很少，凡入理科师范班者，众人皆刮目相待。他赴省乡试时，见中西算学馆的学生，把《代数备旨》和《代形合参》中，有问题而无答案的，解释出来，刊印发卖，心中非常羡慕。及入高等学堂，竟得与这些人同班，真是无限的高兴。
他第一次上课时，日本教习池永演说道：“要造学问，全靠自己，不能靠教师。‘教育’二字，在英文上为Education，照字义是引出之意。世间一切学问，俱是我脑中所固有，教师不过引之使出罢了。并不是拿一种学问来，硬硬地塞入学生的脑筋里。如果学问是教师给予学生的，那便等于以此桶水，倾入彼桶，只有越倾越少，学生就永远不如先生；但事实上则不然，学生每每有胜过先生的，这即是由于学问乃人人脑中所固有的缘故。要之，脑如一个囊，中贮许多物，教师把囊口打开，让学生自己伸手去取就是了。”这时他刚刚改字“宗吾”，正要谋思想的独立，所以听了池永的这种演说，得的印象极深，觉着这种说法，比朱熹所说“学之为言效也”，精深得多了。他说池永这演说，于他发明“厚黑学”，有很大的影响。他后来阅读报章，看见“日本”二字，就觉得刺眼；凡是日本人的名字，也觉得讨厌；独有池永先生，他始终是敬佩的。他说那种和蔼可亲的态度，永远留在他的脑中。
自此以后，他便把教习口授的，写在一个副本上，封面大书“固囊”二字。许多同学不解，就问他道：“这‘固囊’二字，是何意义？”他说：“并无意义，是随便写的。”实则这“固囊”二字，他自己不说明，恐怕后来的考证学者，也是无从索解的。于是他自己下一定义说：“‘固囊’者，脑是一个囊，副本上所写，皆囊中固有之物也。”所以题此二字，以作他当时的座右铭。不过他因着过于相信这种看法，据说还是失败了的。例如池永教授理化，开始讲水素和酸素，他就用“引而出之”的法子，在脑中搜索，走路吃饭睡觉都在想，看能不能引出点新鲜东西来。以后凡遇先生所讲的，他都这样地想去。哪知他这样去工作，真是等于王阳明的格竹子，干了许久许久，毫无所得。于是废然思返，长叹一声道：“今生已过也，再结来生缘！”这是觉得科学这门东西，于他是失望了。他从前深恨八股文字来束缚人，一听见废科举，兴学堂，欢喜极了，把家中所有的四书五经，与夫诗文集等，一火而焚之；及在学堂内，住了许久，终日“固囊、固囊”，也固不出什么道理来，于是又想从学术思想方面悟入。一次，他买了一部《庄子》来研究，同学雷民心见了诧异道：“你研究这个干什么？”他说：“民心，科学的部门，你我今生还有希望吗？科学是茫茫大海的，就是自己心中想出许多道理，也没有充分的仪器来供我们试验，还不是等于空想吗？在目前的学堂中，充其量，不过在书本上，得点人云亦云的知识，有何益处呢？只好等儿孙辈再来研究，你我今生算了！因此我打算仍在中国古书中，寻一条路来走。”民心听了，也同声叹息。初期学校的书本教育，不能满足有思想的青年，于此可见。但后数十年的教育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