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罪恶的重庆大轰炸
重庆军统在先后抓获日本潜伏特务“05”、“04”以及其他10多名日本潜伏特务，并且破译、捣毁了日本潜伏特务在重庆的无线电通讯系统之后，日本空军对重庆的战略大轰炸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有了一定的缓解。
此外，重庆政府的防空高炮部队也及时根据租借法案从美国进口了50多门射程更远更高的高炮，并且分别在重庆主城区和江津、綦江和万州等区县上空先后击落了30余架日本轰炸机，使日机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和狂妄。
当然这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和遏止日本空军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的罪恶行动。
日本空军对重庆进行的长达5年半的野蛮的、无差别的战略轰炸，对我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重庆，的确造成了巨大的史无前例的损害。
比较历史抗战时期的“重庆大轰炸”，其历时之长、范围之广、规模之大，给被轰炸对象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之巨，都开创了人类航空作战史的一个新纪元，它也是重庆历史上最为重大、最具影响和最为悲壮的历史事件之一。
日本空军对重庆的大轰炸中，先后采取了“高密度轰炸”、“疲劳轰炸”、“月光轰炸”、“无限制轰炸”，对重庆不论军用还是民用的设施进行了整体的、无差别的野蛮轰炸，先后造成了“五三”、“五四”惨案，“较场口大隧道惨案”，“8•19惨案”、“6、26惨案”等一系列灭绝人性的罪行，使我中国数以万计的民众伤亡，数十万人无家可归。
日本空军对我重庆的战略轰炸具有明显的大屠杀、大破坏性质。
1938年初至1938年底，日本空军对重庆主要为试探性的轰炸。出动的战机架次还较少，多数为陆军航空队。
但在1938年10月底，日军攻陷我武汉、广州之后，由于重庆国民党政府仍然拒绝与日本政府讲和投降，又因为重庆深处中国内陆，抗战时期日军陆战部队因被我西部的大量山川河流阻隔而难以进入。为了彻底“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经过日本天皇御前会议决定，日本空军随即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长期的无差别战略大轰炸。
1938年11月30日，日本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就是在这次会上，日本法西斯作出了战略大规模轰炸当时我中国的抗战中心----重庆的决定。
1938年12月2日，日军大本营对华中方面军下令开始向重庆实施“由空中入侵对敌军战略中枢加以攻击同时进行空中歼灭战”的命令，这一命令为日军正式对重庆进行战略轰炸的宣告，目的是要震撼炸毁作为当时我中国战时首都的重庆，击溃中国政府和人民抗战的意志。
就在12月2日之后，日本陆军航空队即对重庆正式开始实施战略大轰炸，由此揭开了日本法西斯对我抗战陪都重庆长达5年半的野蛮的、无差别的战略轰炸序幕。
1939年5月，日军大本营决定把日本陆军航空队改以空战力量更强的日本海军航空队实施对重庆的战略轰炸。
1939年5月3日及4日，日机从武汉起飞，连续轰炸重庆市中心地区，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重庆市中心大火连续燃烧了两日两夜，19条商业街道被烧成废墟，3991人死亡，2323人受伤，损毁建筑物4889栋，约20万人无家可归；罗汉寺、长安寺也被大火吞噬，同时被炸的还有外国教会及英国、法国、德国等各外国驻华使馆。
1940年5月，日本大本营发动《101号作战》行动，由日本陆军航空队、海军航空队同时对中国大后方中心----重庆，进行无差别轰炸。陆军主要以山西运城为基地，海军主要基地为汉口。这次轰炸重庆的日机超过2，000架次，重庆大量房屋、工厂、城市设施被毁，老百姓死伤尤其惨重。
1940年8月19日，日本海军投入超过640架轰炸机对重庆市中心地区进行集中轰炸，重庆3000多户民居被毁，1000余人被炸身亡，伤者无数。
到1940年底为止，日军已对我重庆投掷了8330多吨炸弹以及燃烧弹。
1941年，日军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先向中国集中力量进行空袭，发动了名为《102号作战》的大规模轰炸。在1941年1月至8月，超过3，000架次飞机空袭重庆，当中还包括夜间空袭。
日军对重庆先后采取了“高密度轰炸”、“疲劳轰炸”、“月光轰炸”、“无限制轰炸”，造成我抗战中心重庆的人员、物质损失极其惨重，对我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1941年6月5日，日军从傍晚起至午夜连续对重庆实施多小时高密度持续疲劳轰炸。重庆市内的一个主要防空洞部份通风口被炸塌引致洞内通风不足（据幸存者曾婉清等人证实，当天有日本特务在地面为日军飞机发送信号，日军是有目标地故意轰炸我防空洞的洞口和通风口的），洞内市民因空气不足呼吸困难而挤往洞口，造成互相践踏，以及大量难民窒息，数以千人死亡。
日本战机的轰炸除直接炸死炸伤市民外，由于长期轰炸造成的环境污染，使当时的重庆成为“闻名遐迩”的三多城市：垃圾多、污水粪便多、老鼠多，霍乱、痢疾、流行性脑炎和天花等疾病相当流行，使大批市民间接致死。
日本空军在轰炸中还丧心病狂地使用了生化细菌武器，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重庆市区就发生了严重的霍乱和痢疾，当时驻守在机房街的新兵团就有数十人因痢疾流行而死亡；6月，重庆化龙桥地区霍乱流行，当月死亡人数就达900多人。
1999年，一位曾经参加过重庆大轰炸的日本飞行员到重庆谢罪，他告诉中国政府，当年他们在重庆轰炸时扔过生化细菌炸弹。当时重庆出现严重的鼠疫、霍乱等疾病的时期，和日军轰炸投弹的时间完全相符。
据当时《中国儿童福利工作总报告书》记载：“当此，重庆空袭仍频，死伤枕藉，因父母身亡而被遗弃之孤儿，随处皆是，身染鼠疫、霍乱病毒的儿童不计其数”。截至1940年2月统计，重庆主城区的孤儿人数就已达到5万人左右。
日本法西斯的罪行人神共愤、罪不容赦！
日本空军的大轰炸还引起了重庆住房拥挤，交通混乱，生活无序，给市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破坏和影响。
大轰炸致使重庆市区出现了极严重的“房荒”，大多数重庆百姓都是住用木棍和篾竹搭起的十分简易的“抗战房”。当时的重庆，家家户户的房子都没有玻璃———不是在轰炸中被震碎就是为防止日机轰炸时破碎伤人。
由于日机对重庆实施疲劳轰炸，重庆市民经常几小时、十几小时地处于空袭警报当中。
日机的疲劳轰炸不分昼夜，经常以不到3小时的间隙对重庆进行长时间的持续轰炸，因此重庆老百姓“躲警报”、“钻防空洞”几乎成为一种生活常态。
日机轰炸造成了我重庆数十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其野蛮罪行罄竹难书！
但日本侵略者野蛮的残酷大轰炸并没有让我重庆国民政府和人民屈服。
面对日本侵略者令人异常恐怖、丧心病狂的战略大轰炸，“愈炸愈勇”、“抗战到底”、“誓争胜利”的标语在重庆随处可见，到处都是勤奋生产和不分昼夜忘我工作的重庆人民，那时的人们为抗战捐钱捐物的热情也异常高涨。
此外，日军大轰炸还使“雾季公演”在重庆应运而生。“雾季公演”是在每年秋天至次年春天，重庆大雾笼罩、日本战机难于准确投放轰炸物的季节，重庆组织文艺演员及百姓开展话剧、歌剧等文艺演出，这大大鼓舞了当时我重庆军民的抗战士气。
那时候重庆有个民谣是这么唱的：“任你龟儿子凶，任你龟儿子炸，格老子我就是-----不怕；任你龟儿子炸，任你龟儿子恶，格老子我一定要反攻----等着！”
这铿锵有力的声音传递着重庆人民以及全中国人民抗战到底、誓争胜利的坚定信心。
就在日本法西斯对重庆进行野蛮残酷轰炸的这5年半时间里，重庆人民先后共计向中国国民革命军输送了98万余人的重庆子弟兵。到抗战结束时，这98万余人的重庆子弟兵有51万余人战死沙场，30万余人负伤，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伤亡让人难以置信！
重庆----这座古老的山城，因为我中国人民异常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而真正成为了一座英雄的城市！
1941年，中国国民政府在重庆市中心建起一座象征中国人民抗战到底决不屈服的“精神堡垒”，被日军飞机炸毁后，又用一根高高的旗杆作为象征。抗战胜利后，1947年中国国民政府在“精神堡垒”原址建成“抗战纪念碑”，就是现在重庆渝中区的“解放纪念碑”。
“精神堡垒”象征我中华民族抗战到底、誓争胜利的精神永远不灭！
所有的中国人民都义无返顾地投入到了这场和日本法西斯的生死较量之中，那时的中国有一句非常响亮的充满了牺牲精神的口号：中国不亡----因为有我！
重庆大轰炸也被认为是与南京大屠杀同等性质的事件，据不完全统计，在长达5年半的时间里，日本对重庆进行轰炸1200余次，出动19000多架次的飞机，投弹121500枚以上。重庆死于轰炸者30000人以上，超过17600幢房屋被毁，市区大部份繁华地区被破坏，30多所大、中学校、50余座工厂被炸毁。财产损失100亿法币以上，近50万人无家可归。
这是继德国在1937年4月西班牙内战中对格尔尼卡平民实施轰炸之后，世界历史上最先实行的最野蛮的无差别战略轰炸。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一段血与泪的历史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2012年9月10日，重庆大轰炸中的15名受害者和遗属正式向国际法院刑事法庭起诉日本政府。
一个名叫王群生的重庆老人在日本大轰炸中曾经身受重伤，2012年8月他被诊断为胃癌晚期，医生预言他只能再活3个月时间。
但王群生老人执意要参加这次对日本政府的诉讼，他说：“把这段悲惨沉痛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下一代，是我此生最重的责任……我们起诉日本政府不是为了咀嚼苦难，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从而使悲剧不再重演。”
我们不应该延续这段仇恨，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