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刑刀重悬
建炎二年仲冬,徽州赈案震动京师。
在孟冬尾时就有风声,然皇帝宰相讳莫如深,御史台刑部大理寺三司也避而不谈，百官虽有风闻却不得证实，于是朝中揣疑渐起，隐生暗流汩汩,但直到仲冬望日三司会审，这起子风暴方刮出来，立时搅得京城沸沸汤汤。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长了腿。这案子一曝露,京城很快人尽皆知。
这仲冬时节已生寒气，北风刮得人颜面发冷，坊间百姓的愤怒却如烧开了的水般,滚滚沸腾，骂声一片。有骂贪官黑了心没人性，有骂狗贼不得好死，有骂活该千刀万剐、天打雷轰、几世不得超生……一声声骂得狠骂得凶骂得毒。
不仅如此，还有一些百姓聚围到临安府前，擂鼓请愿，要求青天大人严惩贪官。想来这都是朱跸在京城的清名太盛，又传闻平易近民，百姓竟不惧临安府官威，自发而聚。这徽州的官案当然轮不到临安府来审，但小民百姓不清楚，有明白的也故作不明白，反正这京城百姓都归临安府管，他们不找朱大人找谁。
临安府被百姓闹腾，三司主审之地的大理寺也不得清静。读书人较小民百姓明事，又腹有经书胆气盛，直奔能作主的大理寺，要求对贪官重罪不怠。
来自坊间的骂声和击鼓闹腾让被赈案惊震的京里大小官员看得瞠目，闹不明白这些百姓都咋了。读书人气盛他们不以为奇，但这些街巷里弄的似乎反应过激了。要说往常也有贪官犯案，怎不见民间这般激动？
京中有部司的吏员觑空了拢一堆嗑牙，道奇哉怪也。就有明事儿的吏员嘿嘿一笑，道破这其中微妙，“诸位，这徽州官员贪掉的赈粮里头可是有共济会的份。你们想想，这共济会的粮食又是打哪来的？”
众同僚闻之恍然大悟，也有一个不灵醒的仍自半懵半懂，那道破机窍的吏员便从抽斗中翻出几日前的旧报纸，笑着往那头版一指。
这份报纸的头条即是对徽州赈案的披露。
作为建炎朝的首桩贪污大案，扼京城闻事喉舌的《西湖时报》自然不会错过，但京报对这桩案子的报道报得颇为巧妙，没有直接针对赈案，而是借了一则公告说事。
这则公告就是共济会的赈粮公告。
——名可秀在出任会首之后曾立言，凡共济会臻达万贯之赈济，必向公众告之去向，以此督察。
《西湖时报》借以说事的这则公告正是共济会对徽州放粮的公示。于是，便自然而然牵出了徽官掺沙掉包的污私事件，从而曝出徽州赈粮贪墨案。由来贪官人人恨，这其中贪的又有共济会的粮食，让行了捐助善举的京师百姓在愤怒之余又生出切齿之恨。不说那捐千贯万贯的拍桌怒骂，就是那只捐了十钱百钱的，也只觉噎了口气，有怒难平。那捐出的几个钱虽不多，也是他们几日的嚼头，却被拿去喂了贪官，谁能不气，谁个不骂？
报上又评论道：“这是济民，还是济官？”此语无异于推波助澜，有人因怒道：若肥了贪官，不如不捐！应之者众。
如是当知，京城民间的激烈反应实是来之有因。
这七八日间，民间骂声不断，朝堂也是议声不止。
朝堂的争议起于三司会审。
在皇帝和政事堂的催促下，三司会审效率极快，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对徽州赈案官员论罪明确，意见颇能能一致，但在主官的定刑上生了分歧。刑部沿用宽典治赃的惯例，处以流刑琼州，而御史台认为应按律处之绞刑，双方相持不下，大理寺卿衡量后从御史台议。刑部以一对二不占上风，遂将定刑之争搬上朝议。
朝会时刑部侍郎和监法御史唇枪舌战，互不相让。朝臣或倾向刑部，或倾向御史台，争论声中渐成两派。
赞成死罪的一派说按刑统律则应处绞，支持流刑的一派便举出真宗朝仁宗朝对赃死罪的宽贷敕文，说死罪可免。
坚持死罪的一派又说贪风不可长，理应重罪以诫；流刑派便说历代先皇治政均大度宽容，朝廷对官员论罪不宜严苛云云……
两派的官员都有道理，争得怒眉瞪目，手中笏板几乎指到对方鼻子上。大殿上吵得喧如菜市，赵构不由拢眉，目光扫向殿首。
两府宰相分立殿首。左首的政事堂宰相丁起端谨而立，目正眼不斜，似乎毫无表态之意。立于右首的枢相卫希颜一副神思飘渺，仿佛早悠游到了天外。户部礼部两位侍郎对视一眼，心头嘿然一声，拢袖观望。
宰相不说话，皇帝赵构也端坐御座上如泥塑菩萨，没有表情。于是朝会吵得热闹，却没有结果。赵构摆了摆袖子，退朝。
大凡上了朝殿议的事，多半没个严实的。未到晚时，便有风声传出到朝下。其后不出两日，这朝堂上关于贪官定刑的争论就在京城沸沸扬扬传开了。
舆论潮起，喧嚣腾腾。老百姓可不管先皇的什么“宽典治赃”，总之贪官就该死，贪了共济粮的贪官更该死！坊间但闻杀声一片，报上也连出评论，抨击朝廷所谓的“矜悯宽宥”，是对贪官的仁，而对庶民的不仁，宽赃就是纵贪，宥贪就是害民……《西湖时报》的特约评事员陈东的笔锋更是尖锐，直接斥道：“今言宽赃者，当如国蠹民贼论处！”
京城民间舆论如潮，朝廷也感受到了压力。在舆论一面倒的情形下，宰相丁起立即旗帜鲜明地表态，支持重罪肃贪，于是朝中风向偏倒，徽州贪案的官员罪刑很快落定。徽州知州、通判、幕职曹官、知县、县丞、县尉等主犯重犯均被处以死罪，其余从犯则分处流刑、役刑不等。
朝廷诏告一出，大快人心。
徽州赈案是南廷第一桩贪赃案，此案的论刑处置无疑为建炎朝对贪赃官员的论罪定下了基调。
大宋刑统和唐律相比，治赃偏宽，且从宋真宗始，皇帝又多发矜贷诏令，矜悯宽恕犯了死罪的贪官污吏，甚至在“贿赂公行，嗟怨之声闻于道路”的情况下也不过是对贪官降职或流配，惩贪偏宽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并日益超过宋刑统的法律条令，死罪形同虚设，以致大宋官场的贪赃之风更盛。
建炎朝廷最终对徽州贪墨案的犯官处以死罪，无疑是重新捍卫了宋刑统的威严。自此，赵宋历朝来对贪官污吏的宽贷诏令由此而终止，死罪的绞索和刑刀重新悬在了贪官的头顶上！
京城百姓对这番论罪背后的重大意义无从知晓，但得见贪官终于得判死刑，正义得到申张，自是大快人心，松了口气。然而，报纸上对此的评论抨击却没有消停，仿佛在说：这事还没完。
譬如有文评论，从徽州一案可见地方吏治**，嗤之道：“想来天上乌鸦不独一只，这地上贪官又岂只徽州一处？”
又有评论道：“天灾无情，官祸更凶，徽州既清，四海可澄焉？”
这四海指哪里？地方京城都在朝廷四海王土之内。
这或讽或喻或嘲的评论让朝中若干大臣心生悚然。均想，这《西湖时报》言论愈发放肆，今日能讥讽地方贪赃不法，明日就能臧否朝中官员是非。遂有大臣不安，也有官员不满民间报纸妄议吏治，私下一议，便纷纷上书皇帝，要求禁止报纸非议朝政。这其中，又以刑部侍郎范宗尹尤为坚决，当日《西湖时报》那句“宽赃者当如国蠹民贼”，让他暗恨在心，遂联合对报纸早就不满的兵部尚书周望和太常寺卿季陵借机发难，想要彻底封了这西湖报社。
朝中清流对此却执相反态度。虽说这《西湖时报》的评论偶有狂言不惮，但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对民议宜采取当疏不当堵之策。
赵构也知这报纸禁不得，否则便起轩然大.波，于他仁德天子的声名也有损，但范宗尹等人的奏请不便明面驳回。恰好，清流官员的异议让他得以顺水推舟，将禁报的奏疏一并转了给礼部，批谕道：酌情斟酌。
显然，这已有治下心机的皇帝行了两面讨好之事，既不得罪清流，又不拂了周望范宗尹季陵的面子，得罪人的事自然是宋藻这位能臣来做。
皇帝批谕一下，礼部便没了安宁。宋之意拍拍袖子，一句有司负责将这球踢给了文教司，自个悠悠哉避了去。
礼部文教司，职掌书局报坊。文教司的郎中接了这个得罪人的活计倒是不躁不慌，打从报纸这物事风行京城起他就面临着叽喳不绝的诘责之音，早修得如磨盘般八风不动。
周望来时，他毕恭毕敬一礼，又面朝大内拱手一揖，“我朝宽仁，不以言事治罪。尚书大人，今日我等若封了报纸，只怕明日朝野便起非议。”
他又对范宗尹诉苦，“诶！好叫侍郎大人得知，这事办起来有难处。那报上又没有指名道姓，说诽谤官员难以入罪呀。……呃，下官愚钝，正要请教范侍郎，这封报之罪可入哪条？”
太常寺卿季陵是个眼儿横的，怒气汹汹而至，根本不理礼部郎中说啥，劈头就是训斥。文教司郎中便也甩了脸子放硬话，“大人欲陷官家不仁乎？”季陵悖然摔盏。
周望、范宗尹又到礼部几次，均未见着宋藻，和那文教司郎中又夹缠不清，只得愤愤甩袖而去。
这三位大人相继在礼部碰了软硬钉子，其他附和的官员见势便也声弱。没过几天，到文教司理论的官儿突然没了。
却原来，就在朝中禁报声起时，《西湖时报》的评论已转了风向，由朝廷指向了共济会。
有评事员在报上公开问责会首名可秀：“共济会既承民信，如何杜绝徽州之事再生？主事者不力，则共济之粮非为济民，实为肥养蠹官也！”
这一问，正问出了坊间心声。
事态发展到这一步，似乎是将共济会架上了台。若名可秀无明确表态，并立下有力措对，必会有损共济会在民间的声望，并将打击和削弱百姓对共济之举的信任和热忱。
再后来的事态发展让人瞠目。似乎是突出奇峰，又似乎是早有预谋的水到渠成。
作者有话要说：写这一章时想起时下对贪官的惩治，可不就是“刑”同虚设么？！该死罪的不死，该治罪的缓刑，判了狱的坐牢却如住宾馆…………无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