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先秦时期的侠客(2)

在墨子的弟子中也有不少侠义之士。《吕氏春秋·上德》中记载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墨者巨子孟胜与楚国的阳城君交情很好。当时楚国经济落后，国力衰弱。楚悼王就任命吴起为令尹（相当于后来的宰相），进行变法，打击楚国旧贵族的势力。悼王死后，宗室大臣群起围攻吴起。吴起逃到悼王的尸体旁边，宗室人臣用乱箭射杀吴起，同时也射中了悼王的尸体。悼王子肃王即位后，把向王尸射箭的人予以族诛。阳城君也因参与此事而逃亡在外，封地也将要被肃王收回。此前阳城君曾委托孟胜替他守住封国，并且毁璜（玉佩）为符，自留一半，将另一半交给孟胜，跟他约定说：“等到这璜的两半合在一起时，你才可以从封国走开不管”。当肃王收缴封国的军队来到城下，孟胜对弟子说：“我受人委托留守封国，有璜为符。现在符不能合上，就只有坚守；可是我们人又太少，看来只能以死来信守前约了”。弟子徐弱劝谏孟胜说：“假如我们死了对于阳城君有好处，是可以的；现在看来并无好处，还将使我们墨者断绝于世”。孟胜说：“不对，我们对于阳城君来说，如果不是老师就是朋友，如果不是朋友就是臣下。现在倘若不以死来信守前约，那么从今以后，人们无论是寻求严师、贤友还是良臣，就都不愿意接近墨者了。我准备把巨子的位置留给宋国的田襄子，就不怕墨者断绝了。”徐弱听了，说：“就照您说的办，我请求先死来为您开道。”于是率先战死。孟胜先派人去宋国田襄子那里传达要他继任墨者巨子的指令，然后慷慨从容地战死于城头，弟子从死有一百八十三人。

总之，在先秦诸家中，与侠最为接近的是墨家。墨子和他的门徒，急人之难，舍生取义，“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周游列国，排难解纷，信守承诺，轻疏财货，种种行为，无不带有相当浓郁的行侠仗义的色彩。同时，墨子的以“兼相爱，交相利”为主要内容的“义”的思想，以它特有的平民性而为后世的侠士们所接受，并在行侠仗义的过程中宏扬光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人尊墨子为“任侠之祖”。

春秋战国“四大刺侠”

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各统治集团为实现自己的利益明争暗斗，它为刺侠们提供了展现身手的舞台。刺侠是一批生活在民间、不图富贵、崇尚节义，身怀勇力、武艺超人的武士。他们与某些权贵倾心相交，为报知遇之恩而出生人死，虽殒身而不恤。在诸多的刺侠中，豫让、专诸、荆轲、聂政被后人号称春秋战国“四大刺侠”，他们“豪侠义气为人死，披肝沥胆报恩仇”，他们的事迹和精神一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刺侠一般是指那些为了某种目的，冒险犯难，甚至牺牲生命，凭自身武技刺杀仇敌的武林人物。刺客与刺侠有所区别。刺客一般缺乏是非感，只是按照雇主的意愿行事，事实上是为别人所利用的工具；而刺侠一般是出于正义而行刺。虽然刺客并不就是侠客，但刺客中不少人可以成为侠客。只要这种刺杀行为是正义的，铲除邪恶，以暴抗暴，那就是行侠。荆轲、聂政、豫让等人之所以称得上“侠”字，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义不畏死，舍身取义。这里的“义”就是早期游侠所秉承的共同的信念：士为知己者死。这种信念成为后来侠义精神的一个核心元素，也可以说整个侠义传统与后世武侠所遵奉的一切原则，都是在这个信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春秋战国“四大刺侠”的历史地位也就显得非同一般了。

士为知己者死——豫让行刺赵襄子

豫让生活在春秋末期，为了给宿主复仇，他做了刺客，演绎了一段千古流传的“义刺”故事。关于他的事迹，《吕氏春秋》、《战国策》、《史记》等著作中都有记载。豫让，生卒年不详，晋国人。先事范氏、中行氏。后为智伯家臣，颇受尊宠。豫让为报智氏的知遇之恩，忠心事主，义薄云天，智氏被杀后，他毁容变声，行刺智伯的仇家赵襄子，虽然没有成功，但名重一时，他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行为准则，成为后世的道德规范之一。在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中，写的刺客很多，但他们去行刺，都有不同的理由。然而，只有豫让，行刺的理由最为纯粹，最富理想色彩，最有“国士”气度。在他眼里，只要是为了“知己”的利益，他会将“义”字高高托举在一切准则之上，并以生命作为殉葬。我国当代史学界和文学界的泰斗郭沫若先生曾对豫让作出这样的评价：“在昔有豫让，他是义侠儿”，豫让为后世游侠死士树立了一个仿效的榜样。

据载，豫让当初曾经在晋国的大夫范氏和中行氏手下做事，却没有什么名声。他便辞去，转而投到当时为晋国六卿之一的智伯门下，得到了智伯的宠信。后来智伯攻伐晋国另一个大夫赵襄子，赵襄子与韩康子、魏桓子合谋消灭了智伯，瓜分了他的封地。赵襄子为了解恨，把智伯的头骨涂上油漆，作为饮酒的器具。但是智氏的宠臣豫让侥幸挑脱．只身藏匿于深山。在深山里，豫让仰天长叹，…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智伯知我、信我，我一定要给他报仇血恨。这样，即便是死了，做鬼也无所惭愧。”于是，他改名变姓，扮做服劳役的刑徒，身藏短刀混入赵襄子的宫中，伺机行刺。一天，赵襄子入厕方便，发现一个刑徒劳役的神色异常，目露凶光，形迹可疑，便派人捉来询问。结果此人公然声称自己名叫豫让，是智伯的旧臣，是为智伯报仇而来的。赵襄子的左右侍从立即要把豫让推出去杀掉。赵襄子摇摇头说：“豫让真是个有义的人啊，今后我注意防备他就是了。况且，智伯全族被我灭掉，已经没有了后人，他的臣子要为他报仇，真是贤人义士之举。”所以就没有杀死豫让，而是亲手释放了他。

豫让被放出来后，仍不甘心。过了些时候，他又刮掉眉毛和胡须，来改变自己的面容；吞食火炭，来改变自己的声音；将含毒素的漆涂抹在身上，使身体脓肿长癞疱，来改变自己的形体。然后沿街乞讨，连他的妻子从他身边走过都认不出他来。可是有一天一位好友认出他来，惊讶地问：“你不是豫让吗？”豫让回答：“是我。”其友见他的样子，痛心疾首：“以你的才干和本领，如果到赵襄子门下做事，必然会得到他的宠幸。先混到他身边，然后再找机会杀掉他，岂不非常容易吗？何苦要这样自残身体，损毁容貌，想一个这么难的方法呢？”

豫让听了回答道：“既然脱身投靠人家，做了人家的臣子，又要图谋人家的性命，岂不是怀着二心服侍君主。我若这样干，不正败坏了天下人臣之义，这和贼寇之行还有什么区别呢？我现在这种残身苦行的做法，自知极为艰苦，而且不易达到目的。然而我这样做，就是要使后世做臣子而对君主怀二心的人，看了我的榜样而感到羞耻惭愧。”说罢，拂袖而去。

不久，豫让得知赵襄子外出，便匿伏在他必经的桥下，待机而动。赵襄子行至桥上，突然，马惊嘶鸣。他对左右说：“这必是豫让所为。”遂派兵抓来询问，果然是豫让。豫让于是被卫士们所搜获，赵襄子问他说：“你不是曾经跟随范氏和中行氏吗？智瑶消灭了他们，你没有替他们复仇，反而成为智瑶的家臣，为什么智瑶死后，你如此坚决地为他复仇呢？”

豫让答道：“我做范氏、中行氏的臣子时，他们都把我当一般臣子对待。所以，我也像一般人那样报答他们。至于智伯，他视我为国中杰出的人物而厚待我，所以我也必须以杰出的行为来报答他，一定要为他报仇雪恨。”

赵襄子被豫让这种舍身取义的行为所感动，长叹道：“豫让，你为智瑶竭忠尽义，已经做到了；而我也已经宽恕过你一次，也算仁至义尽，为成全你的大名，你是应该死在这里的，为你考虑，我也不忍心再放你；何去何从，是生是死，现在由你自己选择。”豫让从容回答道：“我听说贤明的君主不埋没别人的优点，忠诚的臣子有为义而死的责任。上次你已经宽赦了我，天下无人不称赞你的贤明。今天我死而无憾，只求将你的衣服给我一件，让我刺上几剑，以了我报仇的心愿。这样即使立刻死去，我也毫无遗恨。我不敢厚望你能答应我的请求，只是冒昧地把心里话告诉你。”

赵襄子赞赏豫让的义心，于是递给他衣服。豫让拨剑三跃而击衣，高喊：“我可以报答智伯的知遇之恩于九泉之下了。”于是伏剑自刎而死。赵国的义士听说豫让慷慨就义的消息，个个扼腕流泪。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豫让，就将他行刺时潜伏的桥改名为豫让桥，让后人永远记住这位忠义不顾死的侠客。

迷失自我的刺侠——专诸刺王僚

专诸，春秋末期吴国堂邑（今江苏六合县北）人，精于技击，和伍子胥、吴国公子姬光先后结为知己，刺杀吴王僚，帮助公子光取得王位，使伍子胥实现了兴兵伐楚，以报楚平王杀父之仇的夙愿。从此吴国迅速强大，称霸一时，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多姿多彩的一页。

据《吴越春秋>记载，伍子胥从楚国流亡到吴国途中，见“专诸方与人斗，将就敌，其怒有万人之气，甚不可当”。伍子胥知道专诸是一位敢于赴难的勇士，就与之结交。当时，吴王僚违背了兄位弟嗣、弟终长侄继位的祖规，贸然接替父位。吴王僚的堂兄公子光本应继位，因而心中不服，暗中伺机夺位。伍子胥便将专诸推荐给公子光。公子光厚待专诸。九年后，吴军主力远出，公子光见时机已到，便请专诸出马行刺吴王僚，并表示会照顾好专诸所牵挂的“老母弱子”。

伍子胥进见吴王僚后，用攻打楚国的好处劝说他。这时吴王僚的堂弟公子光说：“那个伍员，父亲、哥哥都是被楚国杀死的，伍员才讲攻打楚国，他这是为了报自己的私仇，并不是替吴国打算。”吴王就不再议伐楚的事。

伍子胥知道公子光打算杀掉吴王僚，暗自思量：“公子光有在国内夺取王位的企图，现在还不能劝说他向国外出兵。应当先帮助公子光继承王位。”于是就把专诸推荐给公子光。

当初，公子光的父亲是吴王诸樊。诸樊有三个弟弟：按兄弟次序排，大弟弟叫余祭，二弟弟叫夷昧，最小的弟弟叫季札。诸樊知道季札贤明，就不立太子，想依照兄弟的次序把王位传递下去，最后好把国君的位子传给季札子。诸樊死去以后王位传给了余祭。余祭死后，传给夷昧。夷昧死后本当传给季札子，季札子却逃避不肯立为国君，吴国人就拥立夷昧的儿子僚为国君。

公子光说：“如果按兄弟的次序，季札子当立；如果一定要传给儿子的话，那么我才是真正的嫡子，应当立我为君。”所以他常秘密地供养一些有智谋的人，以便靠他们的帮助取得王位。

公子光得到专诸以后，像对待宾客一样地好好待他。吴王僚九年，楚平王死了。这年春天，吴王僚想趁着楚国办丧事的时候，派他的两个弟弟公子盖余、属庸率领军队包围楚国的潜邑，又派季子到晋国，用以观察各诸侯国的动静。楚国出动军队，断绝了吴将盏余、属庸的后路，吴国军队不能归还。

这时公子光对专诸说：“这个机会不能失掉，不去争取，哪会获得！况且我是真正的继承人，应当立为国君，季札子即使回来，也不会废掉我呀。”专诸说：“僚是可以杀掉的，他母老子弱，两个弟弟带着军队攻打楚国，楚国军队断绝了他们的后路。当前吴军在外被楚国围困，而国内没有正直敢言的忠臣。这样王僚还能把我们怎么样呢。”公子光以头叩地说：“我公子光的身体，也就是您的身体，您身后的事都由我负责了。”

这年四月丙子日，公子光在地下室埋伏下身穿铠甲的武士，备办酒席宴请吴王僚。王僚派出卫队，从王官一直排列到公子光的家里，门户、台阶两旁，都是王僚的亲信。夹道站立的侍卫，都举着长矛。

喝酒喝到畅快的时候，公子光假装脚有毛病，进入地下室，让专诸把匕首（即“鱼肠剑”，是铸剑大师欧冶子亲手所铸五大名剑中的两把小型宝剑之一）放到烤鱼的肚子里，然后把鱼进献上去。

来到僚跟前，专诸掰开鱼，趁势用鱼肠剑刺杀吴王僚，吴王僚当场毕命。他的侍卫人员也杀死了专诸。吴王僚手下的众人此时混乱不堪，内外一片哗然。公子光趁机率领埋伏的武士，诛杀吴王僚的部下，将其全部消灭。

剪除了吴王僚，公子光于是自立为国君，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吴王阖闾。阖闾于是封专诸的儿子为上卿。将鱼肠剑函封，永不再用。

“士为知己者死”，这是古代侠士的行为规范，专诸正是奉行着这一规范行事的。专诸出身贫贱，为了报答伍子胥和公子光的知遇之恩，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公子光的王位，也使伍子胥的冤仇得到昭雪，这对专诸个人来说，是个悲剧。但他对朋友忠诚好义，为人坦荡豪爽，其行侠仗义的勇武精神一直为后人所传颂。他本人虽然没有看到吴国的强盛，而被公子光作为夺取王位所利用的工具，但从历史上看，吴国是因为他刺杀了吴王僚之后才走向强盛的，因而对吴国的发展，专诸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易水悲歌——荆轲刺秦王

荆轲，战国末年著名游侠，是一位千百年来人们所熟悉和称颂的豪侠人物。当时秦国进行统一战争，在即将挥兵燕国之际，为免除燕国遭受吞并之祸，荆轲受燕太子丹之遣，提一匕首进入“不测之强秦”，行刺秦王，在历史上演出了一幕慷慨激昂、悲壮动人的故事。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年轻时听他一位老师董仲舒说起过荆轲的事迹，而董仲舒曾同那位在秦廷上以药囊击中荆轲的夏无且有交往，所以对荆轲这个人知道得很详细。司马迁倾注了他的全部感情将荆轲的为人和事迹写进了《史记》中，描绘了一个深沉克制，见义勇为，不畏强暴，不惜自我牺牲、讲义气、重然诺的豪侠形象。

据记载，荆轲出身于贵族，祖先做过齐国大夫，后来举家迁到卫国。荆轲从小接受了完备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他喜好读书击剑，慷慨忧时，面对日益强大的虎狼之国秦国，荆轲的危机意识与日俱增。他曾多次面见卫元君，痛陈兴邦定国的方略，但均不被采纳。卫元君与一切亡国之君一样，在声色犬马中消磨最后的生命时光，他觉得抗击强秦，如同以卵击石。不久秦兵伐魏，顺路攻陷卫都濮阳，卫元君及其王族被安置在野王（今河南濮阳），成为秦的附庸。

荆轲性格沉稳，不像当时一般的侠义之士，容易感情用事、使气好胜，为一些小事而与他人争斗，作无谓的牺牲。他总是主动退避以免争斗。有一次，他听说赵国有一个叫盖聂的勇士，剑术高超，无人能比。于是他便千里迢迢赶到赵国的榆次（今属山西）前去请教。当他与盖聂谈论剑术时，因意见不合，盖聂就站起来对他怒目而视，荆轲并不与他计较，一走了之。还有一次，荆轲游历到赵国的都城邯郸（今属河北），与当地通晓棋术的鲁勾践下棋。为争抢棋路，鲁勾践被惹火，遂掀翻棋盘，破口大骂荆轲。荆轲对此闷声不响，不与计较，背起长剑拂袖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