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先秦诸子散文(8)
孟子曰：“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吒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恶得为恭俭？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
孟子曰：“礼也。”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公孙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孟子曰：“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
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人？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日‘有’。曾暂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
孟子曰：“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问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孟子曰：“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乐正子从于子敖之齐。乐正子见孟子。孟子曰：“子亦来见我TL？”
曰：“先生何为出此言也？”
曰：“子来几日矣？”曰：“昔昔。”
曰：“昔昔，则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曰：“舍馆未定。”
曰：“子闻之也，舍馆定，然后求见长者乎？”
曰：“克有罪。”
孟子谓乐正子口：“子之从于子敖来，徒馕啜也。我不意子学古之道，而以馕啜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孟子臼：“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孟子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厩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
【赏析】
《离娄》是孟子亲自所怍的一篇文章。此文论述面颇广，其中讨论的为君之道、君臣关系是极可注意的。
孟子提倡仁政，反对暴政，因此，他在阐述为君之道时十分强调君主个人的品德。他说：“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这段话中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一是为君必须尽君道，二是强调治理国家应该行使仁政，反对暴政。孟子借用孔子的话“国君好仁，天下无敌”，强调“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也就是说，国君个人品德如何，将决定国家存亡。他认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正由于国君是一国安危所系，所以孟子十分强调“正君心”，他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这种思想对后世影响颇多，如宋代大理学家朱熹等人对“正君心”都极为欣赏。
孟子深深懂得君主个人品德好恶与民心向背的关系：“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他认为“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可见，君主品德好恶是导致民心向背的真正原因。
虽然孟子强调“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但是他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因为“上无道揆”，那么“下无法守”，从而导致“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的结果。也就是说，尧舜虽以善政治国，但也应以法治作为辅助。
孟子以为，城郭不完、兵甲不多、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都不是国家的灾难。在他看来，“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而“上无札，下无学”这种“自伐”，是导致国家败亡的真正原固。
《离娄》在讨论为君之道的同时还讨论了君臣关系，本篇中记载孟子对齐宣王所说的一段话：“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自然，这种君臣如寇仇的关系，不是正常的君臣关系。
孟子以为“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意思是臣下要求君主做到难做到之事（如仁义）才是恭，陈说善道、防止邪道才是敬，否则便是害君。这种君臣关系才是“君臣有义”。
在孟子看来，维系君臣关系并非是单纯的国君委臣下官职、给其田宅，而臣下为国君效力的利益关系，因为两者之间还有一个“情”在内。他曾说，如果大臣确有原因要去其他国家任职，国君应该派人送其离开国境，去国三年不返回，才收回该大臣的田宅；而现在大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离开国君而去，而国君却在该大臣“去之日，遂收其田里”，孟子认为这是“寇仇”，“寇仇何服之有？”显然，孟子所说的君臣关系并非后世的“愚忠”，而是建立在一种双向的关系之上，即“君臣有义”。
孟子对士大夫个人的道德修养也十分重视。在《离娄》中，他强调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而“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因此，他对那些只知为国君聚敛财物之人而不注重道德修养者深恶痛极。《离娄》中记载孔子学生由求担任权臣季氏之宰，“赋粟倍他日”，孔子便说“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孟子对此大发感叹：“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干孔子者也”，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阐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也就是说，孟子强调以道德来制服对手，不应该以强力来压服对手。
告子上（节选自《孟子》）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
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麦！”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袂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告子曰：“生之谓性。”
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
“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
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
曰：“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
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
曰：“耆秦人之炙，无以异于耆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耆炙亦有外与？”
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
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
“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曰：“敬兄。”
“酌则谁先？”曰：“先酌乡人。”
“所敬在此，所长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
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将日‘敬叔父’。曰：‘弟为尸，则谁敬？’彼将日‘敬弟。’子曰：‘恶在其敬叔父也？’彼将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季子闻之曰：“敬叔父则敬，敬弟则敬，果在外，非由内也。”公都子曰：“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然则饮食亦在外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则彼皆非与？”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孟子曰：“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今夫弹麦，播种而授之，其地同，树之时又同，滓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故龙子曰：‘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也。’屦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口之于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耆皆从易牙之于味也？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于声，天下期于师旷，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
孟子曰：“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官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官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则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孟子曰：“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岂有他哉？于己取之而已矣。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今有场师，舍其梧梵，养其腻棘，则为贱场师焉。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人也。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
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
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
【赏析】
中国古代的战国中期曾经出现一场关于人性问题的大论争。这场争论最集中体现在《孟子》的《告子》篇中。
据《告子上》记载，孟子的弟子公都子在讲到当时这场争论时，曾经列举了四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认为“性无善无不善”，即主张人性无所谓善恶。告子就是这种主张的代表者。第二种，认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主张人性本身包含善与不善两个方面。第三种，认为“有性善，有性不善”，人的天生本性有的人善良，有的人不善良。第四种，主张人性善，以孟子为代表。由于公都子想询问他的老师孟子“性善论”的理论依据，所以只列举了与性善论相关的几种观点。当然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性主张还不只是这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