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先秦诸子散文(15)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孰者去，众以为殃。足谓小康。”
【赏析】
本篇选自《礼运》。《礼运》全篇主要记载了古代社会政治风俗的演变，社会历史的进化，礼的起源、内容以及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等内容，表达了儒家社会历史观和对礼的看法。
传统的圣人孔老夫子是个多愁善感的理想主义者，总能触景生情，发思古之幽情，长叹生不逢时，公开申明自己的志向和追求，并竭力用实际行动去身体力行。可惜的是，我们的历史，从来没有向我们描绘孔老夫子非常富有人情味、非常钟情浪漫的理想的形象，而我们所关注的，能激发我们的想象和激情的，恰恰是这个方面，而不是他老人家板着冷峻的面孔向我们说着之乎者也。
生在一个礼崩乐坏的社会当中，一个心性特别高洁，志向特别幽远，内心情怀特别丰富，感悟神经特别敏感的人，不可能不从亲身经历的一点一滴的体悟中生发出旷古的动人感叹。我们完全不必十分认真地以为孔老夫子心向往之的“大同”世界是历史的真实，勿宁把它看作是一种类似于陶渊明的“桃花源”的理想境界。我们也不必信以为真地以为孔子描述的夏商周小康社会真的就是那种模样，似可把它看作是一种主观的体悟。
但是，这当中展现了一种理想境界同现实存在的鲜明对比，一种对人的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注。核心是为公和为私，天真淳朴和阴险奸诈的强烈反差。在这种对比和反差当中，孔老夫子还没有浪漫到完全不顾现实的地步：尽管生不逢时，没有赶上“大同”社会，但“小康”也有可以值得赞美之处；现实虽然礼崩乐坏，却也有值得效法的楷模；社会虽然黑暗．毕竟也还有让人欣慰的闪亮之处。
实际上，社会历史的发展，自有其规则。生不逢时固然可叹，却无法改变自己的真实处境，人们只能在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环境中进行选择。再大而言之，从氏族部落的公有制向集权世袭的私有制的转变，既是一种必然，也是难以用好与坏的简单标准来评价的。
人作为群居的社会动物，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恐怕最要紧的还是要有一种公平台理的规则来制约人们的言行。这是从整个社会群体的运行机制来说的。而从个人的角度说，风习则是重要的。人心是淳朴还是险恶，人伦关系是和睦还是疏远\"人们为公还是为私，对个人的生存状态影响重大，不可不加关注，理想固然不可没有，但在现实面前，是不可奉行“驼鸟政策”的。
老子及《道德经》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日聃，楚国苦县（今鹿邑县）人。约生活于前571年至前471年之间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史。老子幼年牧牛耕读，聪颖勤快。晚年在故里陈国居住，后出关赴秦讲学，死于扶风。
老子遗留下来的著作，仅有《五千文》即《道德经》，也叫《老子》。它是老子用韵文写成的一部哲理诗。它是道家的主要经典著作，也是研究老子哲学思想的直接材料。
老子是我国人民熟知的一位古代伟大思想家，他所撰述的《道德经》开创了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先河。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德经》一书的撰成时代，存在不同的意见。一些人认为当系老聃自著，成书于《论语》之前。另一种意见认为《老子》成书于战国时期，应在《论语》、《孟子》之后，甚至在庄子之学大兴之后，还有一种意见说《道德经》当成书在秦汉之间。
《道德经》的语言平直简约而又意旨幽深，常常简短几笔就能点出深意，传达出精奥的道理。如“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从狂风暴雨的短暂说明人事的转瞬即逝，暴政的难以持久，言简而意赅，含蕴了很深的哲理，又带有浓郁的文学趣味，使人能从鲜明的自然景象中产生联想。《道德经》中有一些文字看似平淡质朴，却寄寓很深，耐人寻味。如“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只四句，就生动地写出了老子对现实社会的悲愤之情。又如“天下莫柔弱丁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在这几句简短质朴的话语中，透出一种独到的精神意趣，表达出一种特殊的哲理意识。《老子》中这类简明精深的词语文句，不少成为成语或名句，如“功成而弗居”，“大器晚成”，“大巧若拙”，“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等。
《道德经》散文的论说艺术也有相当的成就。它往往赋予理论以生动鲜明的形象．将深奥的理论具象化，通过比喻等方法直接深化论点，显得雄辩有力。如为了说明“天道”与“人道”的对立，他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这抑高举下的“天道”精神就借助于“张弓”的比喻论说得十分透辟明晰。同时，《老子》对论说的逻辑性也颇有讲求，往往层层推进、条理分明，如为了论说统治者应处下退让、无为而治，他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一段从江海善下的自然现象，引出统治者对民必须“下之”、“后之”的原则，再从将会产生的政治效果推出不争而莫能与之争的论点。
《道德经》的基本内容
《道德经》一书是一个唯物主义体系，并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它宣扬自然无为的天道观和无神论。其唯物主义体系的核心是“道”，老子反对天道有知，提出了天道无为的思想以及“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即道是构成万物的基础，道并不是意志有目的的构成世界万物，道是世界万物自身的规律。
道就是化生为万物的原物质和这原物质化生的万物演化时所遵循的基本法则（这种法则当然也是人应当遵循的人事法则）。德是什么？德是万物顺应道而形成的自性、本然。《道德经》就是论述宇宙间的这种大理法和人应该怎样遵循这大理法的哲学论著。
老子的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道之质，即化生为万物的原物质。二是道之性，即这原物质化生的万物演化时所遵循的基本法则。
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现代科学家认为：天体是由分子构成，分子是由原子构成，原子是由带正电的原子核和带负电的原子构成，原子核义是由夸克组成，而夸克是看不见的。物质在时间上是永恒的，在空间上是无穷尽的，它不会消失，也不会重新产生，它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它只会改变自己的形式。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两者，同出而异名。”
现代科学家也说：植物动物每一个细胞，在其生存的每一瞬间，即和自己同一．又和自己相异，这是由于分子无休止变化的缘故。万物存在．同时又不存在，这是因为万物在流动和不断变化，是在产生和消灭。这种“有”和“无”同集一身的现象，正是万物发展变化的“众妙之门”。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反者道之动”，“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
老子的论断深刻地揭示r辩证法的实质：对辩证法来说，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除永恒变化着、永恒运动着的物质及其运动和变化所依据的规律外，其他理论都只是暂时的、相对的、近似的接近真理，人们对于各个发展阶段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宇宙的进化表现为一事物不断地走向自己的否定，不断地转化为他事物。否定的否定是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但这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在否定的否定中达到新阶段。
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弱者道之用”。
“道”营造了宜于万物生长的环境，万物各自顺着适应环境而形成的天性自然生长，“道”从不去干涉它束缚它，不替万物做主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可谓是“为无为”。
“道”无形无声，无贵尚之迹而不见可欲，为出于无为，可谓柔弱之至。广慈博爱，不仁于一物，无以私意为之，任万物自生自成，自作自息，而万物却各适其所用，各得其所。不为而能成全万物，可谓“无为而无不为。”
要理解老子的仁义思想，必须先理解老子《道德经》的总源头“道”。老子《道德经》讲“道”的地方有七十六处之多。“道”是宇宙的根源和宇宙的本体，是宇宙的总原理。人虽是万物之灵，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德经》第五章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是指天地无所偏爱，纯任万物依其本性自然生长，即不有所作为，也不刻意创造，更不对任何某一物类表示仁慈，特别给它一些好处，因此它对于万物的生生死死，好比祭祀时所用的草札成的刍狗一样，用完以后，自然拆除，自然抛弃，纯粹任其自然，并不会去特别珍惜它。同样的道理，圣人效法天地之道，也把百姓看作刍狗一样无所偏爱，不对任何一类百姓表示仁慈，特别给他们好处，让百姓均随其性情发展，使他们自相为治。
此处的“不仁”就是“不偏爱”、“不感情用事”。从“道”的角度来看，凡是阴阳两仪的良性互动，皆足“仁”之行为表现。既已良性互动，则天地何必对某一物类特别偏爱，特别感情用事？圣人何必对某一类百姓特别偏爱，特别感情用事？阴阳两仪既已良性互动，则“小仁”的“不偏爱”，“不感情用事”，反而是“大仁”之行为表现。此其一。
《道德经》第十二章另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亦即过分追求色彩的享受，终于导致眼花缭乱，视觉迟钝，视而不见；过分追求声音的享受，终于导致震耳欲聋，听觉不灵，听而不闻；过分追求味道的享受，终于导致口味受损，味觉丧失，食而不知其味；过分纵情于骑马打猎，追逐鸟兽，终于导致心理发狂，心神不宁，狂荡不安；过分追求金银珍宝等难得的财货，终于导致防窃和行窃，自由的行为受到妨害，品德变坏，身败名裂。
《道德经》第十三章又说：“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上，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亦即，世人重视外来的宠爱和侮辱，没有本心的修养，所以得宠或受辱，都免不了因而吃惊惶恐；得宠必遭嫉妒，受辱必遭打击，也有可能大患临身：x因不能把生死置之度外，留恋自身，畏惧大的祸患临身也要因而吃惊惶恐，为什么得宠和受辱都要吃惊惶恐呢？因为在世人的心目中，一般都是宠为上等，辱为下等，宠尊辱卑；得到宠荣就觉得非常尊显，受到耻辱就觉得非常丢人，因此不论得宠受辱，得之也惊，甚至于失宠失辱，失之也惊；为什么留恋自身，畏惧大的祸患临身也要吃惊呢？因为我们留恋自身时，常只想到自己，假使我们能以大公无私的态度，置自己的身体于不顾，忘了自己，那么还有什么祸患值得去挂怀忧虑呢？
这都是阴阳两仪未能良性互动的一些状况。是故，阴阳两仪未能良性互动，才是真正的“不仁”。阴阳两仪未能良性互动，天地又何能施其仁？圣人又何能施其仁？以“道”为基础的“大仁”与以世俗好恶为基础的“不仁”虽只有一线之隔，但其差异实有天渊之别。
阴阳两仪的良性互动就是“仁”之行为表现，《道德经》第八章说：“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亦即，随遇而安，乐于与卑下的人相处，心境十分沉静，交友真诚相爱；救人助人待人出于满腹仁慈；言语信实可靠；为政国泰民安，行事尽其所长，事情当然办得最好，举动当然适合其时会。这些“仁”之行为表现，必是阴阳两仪的良性互动方能有以致之。
《道德经》第十八章说：“大道废，有仁义。”亦即人类社会的大道废弃以后，才有人提倡仁义德行，因为大道比仁义德行还要基本，还要高明得多，所以在大道未废弃之时，就用不着人为地提倡刻意的仁义德行。所以“仁义”的道德规范，是在人类社会的大道不受重视之后，才被一些圣人不得不突显出来的人为道德规范。
《道德经》第十九章又说：“绝仁弃义，民复孝慈。”亦即真仁和真义虽是人类社会的道德标准，但是小仁和小义常会束缚天性，假仁和假义更会破坏天性，所以弃绝后者，人民反而能够恢复子女孝顺、父母仁慈的天性，归真返朴。
《道德经》第三十八章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